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被认为是21世纪最大的威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经济见证了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增长。经济增长提高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带来了现代化。然而,经济增长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它促进了能源消费需求,排放大量温室气体（GHGs）,尤其是二氧化碳（CO2）。随着全球化进程,技术进步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没有国际合作和协作单个国家很难独自生存。政府间组织帮助成员国促进贸易、增加外商直接投资（FDI）、制定国际政策和解决争端等。最近,政府间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有所增加,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集团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中国在2013年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商业和文化联系将100多个国家连接起来。“一带一路”将促进各国互联互通,促进经济、贸易和投资活动。然而,所有这些活动也可能影响环境质量。因此,探讨CO2不同的排放驱动因素,如城镇化、贸易、FDI、经济增长等对沿线国家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潜力。此外,衡量“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政策冲击对成员国家环境效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本研究中,我们设定了五个目标来分析BRI国家的碳排放驱动因素。第一个目标侧重于分析“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收入的国家的碳排放与城市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第二个目标是基于收入水平分析FDI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污染光环”或“污染天堂”效应。第三个目标是分析进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第四个目标是研究政治稳定、腐败控制、法治等制度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收入群体碳排放的影响。第五个目标是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政策冲击对“一带一路”国家环境效率的影响。该研究的前三个目标是以2000年至2016年65个“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采用分位数回归作为基本回归技术,FMOLS和DOLS作为稳健估计展开的。2SLS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证实了城市化与CO2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仅在高收入国家存在。EKC假说仅在中高收入国家得到证实。无论发展水平如何,FDI都会增加“一带一路”国家的污染。而出口和进口在不同收入群体间表现出异质性效应。本研究的第四个目标是通过纳入3个不同的制度因素,即政治稳定、腐败控制和法治,来考察不同收入水平的制度因素与碳排放之间的联系。数据集涵盖了2000年至2016年期间65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使用IV-GMM回归处理内生性问题,同时使用FMOLS和DOLS估计用作稳健检验。结果表明,政治稳定、腐败控制和法治等制度因素对CO2减排至关重要。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治和减少腐败,仅靠政治稳定可能不足以减少排放。本文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一带一路”国家环境效率的影响。该研究使用了85个国家的样本,并根据收入水平将它们分为3组,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采用共同前沿方向距离函数分析方法对其效率进行评价。并通过双重差分估计来衡量BRI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