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自建党之初就十分重视对党、政、军干部的训练,黄埔军校可谓国民党干部训练的滥觞。1938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成立,下辖中央训练团,此团负责组织各省的干训工作。此时恰逢国民党奉行“抗战救国”的方针,并力推新县制,陕西省面临旧干部素质低,新干部数量少的问题,因此陕西省的干部训练已刻不容缓。1941年,陕西省成立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该团上承中央训练委员会和陕西省训练委员会的指导,其下分省、区、县三级训练。省训会负责从宏观上指导训练工作,省干训团、区训班、县训所负责训练计划的具体实施。各级干训机构从年龄、学历和经历方面对组训人员和受训人员进行筛选。越到基层,教员与学员之综合素质越低。受训人员来源于调训与考训,调训对象为在职人员,考训对象为非在职人员。施训内容分为一般训练、专业训练及训导实施三类。其中,一般训练又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军事训练三部分。军事训练与军事管理是干部训练的重要内容。学员在受训期间和结业以后,都会受到干训机构的管理。除了施训外,毕业学员的分发及辅导工作也是各级干训机构工作的重点。陕西省的干部训练成效与局限共存,其干训体系完善,规模宏大,学员毕业成绩优异,学员个人和国民党都从中获益。但是训练本身存在的期限短、方法不佳和教材紧缺等问题制约了训练的成效。干训机关秉持宽进宽出的原则,导致毕业学员良莠不齐。毕业辅导工作虽形式多样,耗费巨大却缺乏实际效果。总之,陕西干训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不能完全以失败或成功而论。究其根源,陕西各级政府的财政短缺,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痼疾,国民政府官场的腐败及动荡的外部环境对干训工作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