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匮乏曾长期限制着学者对孙吴历史的研究。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孙吴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本文以走马楼吴简为研究对象,以身份和秩序的关系为线索,运用古文书学方法、统计学方法、二重证据法、结构分级法与阶级分级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孙吴基层社会的身份秩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以家庭简中的连记简(记载2人以上的简)为依据对家庭成员的位次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进而总结出家庭结构的五大建构原则:辈分次序原则、血缘亲疏次序原则、同身份成员间的长幼次序原则、合户家庭的“完全登录”原则和非亲属成员间的依附次序原则。影响孙吴家庭结构建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户主、祖父、父、母、妻等为纽带,通过血亲、姻亲等亲属关系自然凝结而成;家庭经济状况要求相互联合以应对生活压力,同时也限制着家庭规模的扩张;家庭成员普遍羸弱的身体状况推动着家庭结构的形成;孙吴采取“从俗而治”的民户管理政策,以承认家庭结构的既成事实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士伍地位较为特殊。作为无爵者的士伍主要有两大来源:夺爵为士伍和傅籍为士伍。士伍是“爵制系统——民系统——刑徒系统”身份转变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它既是爵制的“起点”,也是刑徒身份上升的“终点”,在整个身份系统中起着枢纽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伍有身份卑微化的倾向。吴简中的士伍多为未成年人,都是家庭成员,都是男性,身体残病率较低。吴简中的公乘多为成年人,绝大多数为服役人口;公乘多为“户人”,但也有家庭成员;公乘男性居多,女性极少;公乘的残病率较高;公乘的地理分布不均衡,有向某些里集中的倾向。爵位虽然不影响家庭结构的建构,但在占有田宅、赏功奖劳、建构社会身份秩序、减免罪行、服役等方面可能具有社会价值。孙吴继承了秦汉爵制特别是东汉爵制的内容,也会对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产生影响。吴简中在姓氏使用上体现出两方面特征。基层吏民姓氏记录上存在“无姓”和“有姓”的差别。姓氏的有无基本可以作为判断某人是户主还是家庭成员的重要依据。家庭简中的“无姓”现象可能跟当时合户之后变更姓氏的习俗有关。“有姓”成员的存在说明合户之后保留自己姓氏也为社会所允许。吴简中有用“步侯”、“吕侯”来代替姓名的现象。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在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姓氏使用方面,吴简中存在着这样两种现象,即对下层民众有轻视姓氏的倾向,在上层社会中却有重视姓氏的倾向。这两种现象应与个人的社会身份等级有关。如何使用姓氏已经成为判断个人社会身份等级的重要标识。吴简中的“还民”是一种身份,为重新返还故里、登录户籍的民众。“复民”是对士卒复员后恢复平民身份的人的称谓。吴简中吏民分为很多种类,等级上也有划分。身份具有种类性差异和等级性差异。通过对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数值错误现象考察后发现,吏民的身份性差别和等级性差别不仅体现为国家租税标准的多样性,还体现为在实际租税交纳中的多收或少收租税。租税交纳上的身份性差别和等级性差别,是形成孙吴身份等级体系的基础。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基层吏员有舞弊行为,主要有四种舞弊手法:账目上的多收或少收、混淆田地性质以少交租税、“明多实少”的账簿造假手法、通过准米来多收或少收租税等。文书错误现象在各级官府中普遍存在。孙吴经制官吏系统失范,基层吏治弊端丛丛。孙权实行的中书典校制度,在抑制地方大族势力的同时,也有藉此整顿基层吏治的意图。但地方长官却选择了恩待属吏的态度。中书典校失败后,孙权进一步推行督将制和领兵制,以分散和平衡地方大族势力。本地属吏在地方长官的庇护下逐渐成为孙吴时期重要的社会力量,并与其长官形成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由此形成了孙吴的政治格局。吴简反映出孙吴时期存在多种田租额,田租额的不同与田地类型密切相关。孙吴的田地类型复杂多样,分类标准也不统一。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亩产量能达到每亩产谷6.67斛(或8斛)—10斛的水平。田租额的不同暗示着耕种者与国家依附关系的强弱。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亩产量呈整体提高的趋势,但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此时期的田租制度经历了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的重大变化。三国时期开始定额租成为国家主要的田租制度。土地亩产量的提高与田租制度的变化之间有内在联系,定额租制能促进民众采取提高亩产量的行为。“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国策,但弃农从商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国家以户籍制度等来管理控制民众,但民众往往不得不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依附民,甚至叛乱者。国家的经济政策与民众的生活选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孙吴身份等级体系十分庞大。它以种类性和等级性来区分,并附有各种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身份的种类和等级构建了孙吴的身份秩序。此身份秩序将孙吴统治区的所有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维持孙吴政权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