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它在思想史系谱中的恒久魅力与意义在于，处于中西文化激荡的历史机缘之下，五四不仅突破了两千年儒教中国的思想传统，而且浓缩了欧洲几百年的现代思想史。因此，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最大特点是多元性、多维性和多面相。西方思想史尤其是现代思想史中呈历时态出现的各种思潮和流派，都以共时态为特点呈现于中国。这段狂飙突进、峰回路转的思想历程，为中国思想史所罕见。也许，只有古典“轴心时代”之先秦，方可与这一“转型时代”交相辉映。五四思想史发展的外源取向，为我们寻求一种宏观的比较的视角以检视其总体思想特质提供了可能。作为这一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标识的五四运动具备的启蒙面相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以为它还具备另外一个面相，即浪漫主义。这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总体的时代精神，二是具体的思想倾向。在这两个维度上考察，五四均类似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紧承启蒙运动而来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换句话说，五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中国之旅。以浪漫主义释五四，是我这篇论文的观察视角和写作意图。浪漫主义本身有一个特点，即其语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从浪漫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及其历史行程看，作为思想史视野中的浪漫主义，至少具备这样三个核心元素：一是推崇情感的主体性，二是反抗束缚的叛逆性，三是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以此检视五四，恰能从人生观、文化观和政治观中找到鲜明例证。在人生观上，五四提倡个人主义、情感主义和女性主义，这是浪漫主义推崇情感和张扬人之主体性的表现；在文化观上，五四提倡破除权威和偶像，以文学革命和“打倒孔家店”动摇和瓦解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主张在传统的废墟上取借西方思想资源建立起新文明之大厦，这是浪漫主义反抗束缚富于叛逆性的表现；在政治观上，五四学运的汹涌澎湃，强权世界中的公理诉求，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无不是浪漫主义超越现实高扬主观理想的表现。五四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浪漫主义的东方回响，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巧合，毋宁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常态或合乎逻辑的必然归趋。现代性语境中人之意义与价值的探求之路是首先借重启蒙运动确立理性的位置，再经由浪漫主义运动打开情感的通道(这一过程在五四表现为合二而一)。理性与情感的双向定位才能成就人的现代化。但浪漫主义的意义仅止于此，离开这一基点进入文化领域或政治领域，便没有多少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