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代礼乐文化和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研究,很多问题其实都可聚焦于“六诗”。“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一个重要的诗歌术语,首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它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艺形态及思想的一个核心关节点。“六诗”涉及三代诗乐观、文学观、政教观等,蕴含了三代礼乐文化生成及传播系统等众多学术信息。目前将“六诗”引入文学、诗学、艺术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但就本人所见,成果大多限于一些单篇论文或专章专节,专著较少。这种散金碎银式的研究状况与该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显然很不相称。中国早期文艺形态对应的是基于礼乐、政治制度和实用性基础之上的文体观。本文从广义文体学出发,坚持体用合一、以“用”为主的思维,考察“六诗”的起源、根植、衍生、传播及衰落,进而探讨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生成问题。论文将“六诗”放入礼乐文化和诗歌艺术演变的历史语境中,关注“六诗”艺术形态及其形成的社会制度、传播等之间关系,强调“六诗”的生成性、动态性与多层累性,对处在不断建构中的“六诗”体系及功能演变进行系统探讨,从而揭示诗歌艺术形态的生成及思想。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上古诗、乐、舞形态与功能分析。上古任何一种仪式,都与一定的巫术、宗教或伦理、政治等思想观念相关,这些不同的思想观念,形成不同的仪式类别,并支配着仪式乐舞的存在方式和形态。“六诗”最初正是作为诗、乐、舞相融合的祭歌形态而存在,“声义并用”。先民存有的大量巫术乐舞和祭祀用乐实践,就可视作六诗理念的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原型。由此,从发生学上看,“六诗”作为音乐文学与原始宗教祭祀具有密切关联,故考察上古诗乐与原始宗教祭祀的相关礼乐传统,成为本文研究得以展开的逻辑基点。二中国早期诗歌大多是礼乐制度的直接产物,其应用与礼乐仪式相始终。“六诗”的生成主要植根于三代文艺观(包括文艺观、宗教观、政治观、教育观),论文将结合夏商巫祭仪式乐舞探讨各诗的早期形态,并在三代礼乐社会制度背景下,思考“六诗”的渊源、形成、体例、传播等诸多问题。大师掌教“六诗”与王官之学密切相关,并直接通过周王室权利地位的升降变化反映出来。论文第三章结合上古王官文化探讨先秦巫瞽文化、“听政”等制度,对“六诗”音乐文学的形成进行深度阐发。大体以“六诗”为中心的礼乐教育活动,通过巫术祭祀的宗教功能,以及政治教化功能,将原本分散的个体存在,有意识地组织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体系,规范了周代特有的礼仪文化。这种文化经过祭祀活动的反复演述渗透,并通过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三从横向层面上看,六诗的存在、性质乃至传承内容包括采诗、编诗、教诗等多种形态。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而言,六诗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相吻合。大司乐章所属“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分类,涵盖了文、武、成、康时期周诗的特点,当属成熟期、鼎盛期的六诗,其顺序体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专业的乐教原则。《诗三百》的结集代表了仪式乐歌的兴盛,作为周代的教科书其基本上与大师教“六诗”相类似,因此在上古历史文献不足的情况下,《诗三百》成为破解“六诗”仪式形态的最重要文学文本。论文第四、五章将结合《诗三百》在西周以及春秋时代的结集,考察六诗的演述形态、教育传播及在各重要仪式场合的典用。四伴随王官文化的衰落,春秋赋诗、引诗使得音乐逐渐成为独立艺术样式,诗乐分途。“六诗”作为仪式乐舞的功能特征亦逐渐丧失,脱离祭仪音乐,最终演变为“六义”。从诗的艺术形态和功用来看,“六诗”概念主要是西周时代乐教概念,对国子进行训练的乐舞、乐语、乐德等的项目训练,作为音乐文学,六诗在社会各层面中传播演奏,虽然早期阶段诗、乐、舞艺术合而不分,但在仪式演述过程中,这些不同种类文本都有不同的形态功能,每一项都有其特定的区别于其他各项的规约性和主导性的演示方式。而“六义”则是汉代儒家诗学概念,诗乐分离,直接服务于政治。“六诗”和“六义”是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了诗乐结合的乐教向诗乐相对独立的诗教转变。这一发展过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早期诗歌艺术形态由诗乐一体到诗乐分途的历史性演变,并对后世儒家以诗辞教化为基点的经典诗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论文对于“六诗”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先秦艺术形态生成、演变的研究,同时对于构建既有现代意义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以及当代文艺形态建设和传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