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中国贸易结构尤其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关键,技术转移与扩散是中国贸易结构尤其是进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源泉。而知识产权保护则是激励国内技术创新和促进国际技术扩散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目前,鲜有文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贸易结构的关系。因此,结合中国实际,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贸易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在系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对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这一核心主题展开理论分析、现实描述、测度与实证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的法律和经济“双重”效应,分别基于创新竞赛模型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南北贸易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的两个效应融为一体,基于Lai(2011)模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壁垒和政府因素,突破两国经济,从全球经济视角来分析一国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其对技术创新和贸易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变化会对南方国家模仿强度、南北双方的创新投资强度、跨国生产转移、南北工资差距、南北双方生产产品数量以及北方国家是否寻求专利保护产生影响。在全球经济下,企业异质性、贸易壁垒和政府政策变化也会对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国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选择。总体上看,一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其对包括创新在内的因素的影响,改变其要素密集度和比较优势,进而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在现实描述与测度方面,本文广泛搜集大量数据,基于系统观,利用轨迹分.析法,采用统计性描述从多个层面发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与贸易结构(集合系统)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并选取关键指标,构建测度指标体系,重新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技术创新能力和贸易结构进行测度。本文重新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扩展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的影响因素,测度指标选取更贴近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实际,并从国家、地区层面测算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变化。测算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知识产权执法强度较低,使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仍较弱,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将贸易结构视为一个集合系统,并选取与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关联度最大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为核心,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重新测度了产品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和产品层面、国家层面的中国进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无论哪个层面的测度结果都表明,中国出口和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所提升,但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优势仍在劳动力优势上,并未背离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进口技术复杂度实现了对发达国家实现赶超,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本文不仅从多个层面测度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而且还从多个层面测度了中国进口商品的技术复杂度。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作为核心变量,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交叉项,并综合考虑包括FDI、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其他影响因素,采用回归分析、工具变量、最小二乘估计等计量分析方法,从要素密集度、技术含量、技术复杂度三个不同层面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具有促进作用,并随技术密集度、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而增大。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并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显著阻碍了中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以及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与中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弱有关。(2)技术创新促进了中国进口商品结构优化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并且随技术密集度、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而增大。(3)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具有协同效应,但技术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协同效应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为负且比较显著。(4)FDI和模仿能力对不同要素密集度、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度商品的出口呈现出“两端为正、中间为负”的特点,即偏好于低技术含量和低技术复杂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技术含量和高技术复杂度的代表世界发展方向的高技术产品,但对真正代表一国技术深度的中等技术产品的影响为负。(5)人力资本有利于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对不同技术含量产品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也以正向影响为主。基础设施也有利于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