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问题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对于政治发展内涵的揭示也各有不同,本文着重论述了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国内关于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的著述很多,但大都是从其某一具体方面进行论述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本文试图给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逻辑思路,从而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本文紧紧抓住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强大政府理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其基本思想是,欲根除国内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否则将无路可走。发展中国家要首先建立一个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将政治活动制度化的政府,这是保证本国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亨廷顿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途径和方向等。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政治制度化,但其核心仍是政治现代化,这是本文首先要区别的一对概念;政治发展的途径是革命式和渐进式的结合,从根本上说,也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在政治目标方面, 亨廷顿说的很清楚,对于一个尚处在传统阶段的政治体系来说,为了实现政治制度化目标而导致政治发展,关键的着力点在于以下两个:一是使政治体系具有政策的革新能力,这实际上就是指政治现代化的三个方面(权威合理化、结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一是指政治体系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指一个政治体系能够把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吸收到体系中来,也就是满足新的政治团体对政治权力分享的要求,这实际上是指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亨廷顿在他的长篇巨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政治现代化的渴望。因此,我们可以说,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目标是政治制度化,其动力源于现代化,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在政治发展的手段上,改革究竟与革命有什么关系呢?它是革命的替代物还是催化剂?在这个问题上,亨廷顿的观点独树一帜,他既批评了替代论,也不同意催化论。他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所要改革的对象。当改革的对象是城市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时,改革就是革命的催化剂,因为他们更容易接受现代化的思想和理<WP=4>念。由于改革输入了许多现代原则,使他们感到这些原则与现实的差异,对自己的社会感到羞耻。因而,对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来说,改革反而会加剧其挫折感和激进性,极端的革命化选择便不可避免。当改革的对象是农民时,改革便成为革命的替代物,因为农民的目标没有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那样远大和高尚,而是具体、现实的。一旦现代化或改革满足了他们的目标,他们就会变成“一支基本保守的力量”,因此,改革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往往会成为革命的替代品,为此,改革者要对农民作出物质让步以获得稳定。在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指导意义上来说, 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目标是政治制度化,而最终还是要实现政治现代化,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化建设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应从改革政治体制入手。按照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单一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促进政治发展,相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的普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给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起来的,是在大规模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为适应产品经济模式而发展起来的。这种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的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事实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和保障,两者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都不能偏废。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的原有政治体制,建立起适合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