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度陷入暴力抗法和暴力执法的怪圈，即便最近一些城市政府对低端部门就业者表现出的有限宽容，也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要做到这一点，一要靠低端部门规模的缩小，二要靠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向中低层民众倾斜。这两者都无法回避对发展战略的反思和调整，因为，引发冲突的一些关键因素其实与发展战略的失误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解释中国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就成为一项值得为之努力的研究工作，该问题也正是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本选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帮助有关部门超越技术层面的修补性工作，在战略层面上把握当前“疏堵结合”策略不能顺利实施的根源，以制订出更全面、更能切中要害的政策，从而在低端部门就业者、普通居民和城市政府之间实现可持续和谐。城市政府既能满足前者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正当要求，又能不以牺牲后者的基本环境权为代价。目前的发展战略以GDP为导向，强调增长优先，它会从以下三条路径造成并加剧上述冲突(见第三章末尾的研究路线图)：路径1：为追求短期内的GDP高速增长，各地政府依赖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滥用资源的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有效需求很低，让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发展机会匮乏，于是抑制了人的发展，阻碍大多数低素质劳动力成为高素质劳动力：一旦传统产业的资本密集化趋势加剧，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很容易沦为失业者，被迫进入低端部门谋生。低素质劳动力本身也创造了低端需求，助长该部门的扩张。(见第五章和第六章)路径2：为吸引更多企业以创造更多GDP，各城市政府在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上向企业倾斜，造成提供给中低层民众的低端部门经营空间严重不足：低端部门规模庞大和其经营空间匮乏之间构成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低端部门经营空间不足进一步剥夺了低素质劳动力的发展机会。(见第七章)路径3：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空间资源配置都压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加上户籍制度的影响，使他们很难发展成真正的城市居民，由此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滞后又阻碍了新的有效需求产生，使发展机会更为减少，不利于缩小依赖低端部门的低素质人口规模。(见第八章)由此可见，中国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间的冲突内生于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而要从根本上化解冲突，必须将发展战略转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以人的福利增加为发展目标，以人的发展为发展动力，以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发展路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落实在低端部门的改造上，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在产业发展上，注重开发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来吸纳低素质劳动力，引导和帮助他们发展人自身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环境友好。此类产业不以创造GDP为目的，而以为低素质劳动力提供发展机会为目的。(见第九章)其二，在城市空间利用上，建立既能够尊重低端部门就业者发展权和居民基本环境权，又能提高环境管制效率的相关产权体系。提高环境管制效率能够扩展城市环境对低端部门的容纳能力，为该部门就业者提供更多发展机会。(见第十章)当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旧发展战略后遗症的医治都难以在短期内见效，这就决定了上述冲突的延续具有长期性。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培育周期都很长，已经固化的城市硬件设施也很难在近期改建。在理论方面，本论文的核心创新点在于：从剥夺人的发展机会这一个角度，解释了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如何从经济增长方式、城市空间配置和城市化三条路径造成并加剧中国低端部门就业与城市环境管理间的冲突，并据此提出对策。其他主要创新点包括：第一，对于城市政府为吸引企业而减少提供给低端部门的设施，降低城市空间对低端部门的容纳能力，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加以实证检验。(见第七章)第二，对于传统摊贩经济发展到人力资本密集的“街头文化产业”，用劳动经济学的模型系统分析了摊贩的劳动力配置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和环境资本投资行为，据此解释政府应当为摊贩发展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责任。(见第九章)第三，将产权经济学原理引入摊贩治理场景，为建立既尊重低端部门就业者发展权和居民基本环境权，又能提高环境管制效率的相关产权体系，以扩展城市环境对低端部门的容纳能力，设计出系统的制度安排方案。(见第十章)在实践方面，本论文的价值在于：辅助宏观层面的相关政策作根本性调整，可使一线的城市环境管理当局更快摆脱“疏堵两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