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是从春秋末期开始兴起的。在战国时期，他们表现地激奋进取，并殚精竭虑地提出了许多政治理论，以期望能达到理想的社会目标。但是，对于新兴的秦朝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来说，它不愿意接受游离制度之外的知识分子。同时，相当数量的士人对这个新兴的政权保持一种观望态度，甚至有一些士人对这个政权还持敌视态度，所以秦一统的政权和士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秦朝以焚书坑儒等暴力手段对士人进行文化专制政策。汉初士人既深受战国时期士人价值理论的影响，又能深刻体会到大一统政治的无情。秦汉大一统体制下士人在顺应与坚守中进行着两难选择。　　叔孙通是跨越战国、秦汉时期的士人，他的表现与选择正体现了这种转变。在战国末期由于法家思想成为了主流思想，叔孙通虽然师从孔丛子学习儒家思想，但是在秦始皇东并时，他放弃了“不用于今”的儒学，而是选择以法仕秦。在秦国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叔孙通对秦二世撒下弥天大谎，逃离了秦王朝。在楚汉战争时期，叔孙通进行艰难的择主，在选定刘邦之后他又数次面谀，希望能够得到刘邦的赏识。在汉朝时，叔孙通通过制礼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制定的礼仪又多处迎合了刘邦的意愿。叔孙通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不断的调整士人在大一统体制下对君权的适应。　　通过历代名士对叔孙通的评价，尤其是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体现了君权在逐步加强对士人的控制。其中汉武帝时期表现的最为突出，不仅在思想上对士人进行控制更是在人身自由上也限制了其流动性。士人在仕进之路上愈发的艰难了。到了班固时期，君主对士人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而且士人本身为了其价值理想也在不断的对自身的价值标榜进行重新的规划设计，尤其对士节的看重。士人在这一时期已经完全被体制化，君主对士人的控制与以往相比更加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