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中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这对基本矛盾推动着集体经济不断进行自我调试。本文以中山市龙瑞村为个案,通过考察不同市场环境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与适应,探讨集体经济及其组织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由此理解不同时期“农民集体”的内涵及其变迁逻辑。首先,对20世纪上半叶溪角乡的宗族经济和农民家计进行梳理。通过刘氏族谱、地方志了解溪角刘氏宗族的由来、溪角乡的行政沿革;以及利用《阶级成分登记表》分析20世纪上半叶溪角乡民的家计状况,并据此简要归纳溪角乡民的社会分层情况。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下,由于溪角乡毗邻港澳且靠近城区,其劳动力向工业、商业领域转移已成普遍现象,本乡农民家计呈“半农半商”、“半耕半工”的兼业化状态。在农业商品化和早期工业化的推动下,溪角乡完成了从乡土社会向农商社会的转型。其次,对集体化时期传统集体经济的生成、调整和发展进行素描,重点讨论在一个相对封闭、政权控制关键要素的市场环境中,集体经济组织是如何经营与分配以实现工业积累与农民生存之间的平衡。集体经济组织依靠自上而下的制度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以农村土地资源、劳动力和农产品的统筹能力为基础,实现了农业剩余和工业产品在农民和国家之间进行交换。个体农民嵌入在国家发展目标中,国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生产要素体系建构国家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农民集体。高度依附于传统集体经济的农民虽然有所不满,甚至出现各种个体性、小规模的“反抗”,但在村社内部传统集体经济所建构的“分配最公、松弛有度”的生产关系有效地缓解了国家与农民间的紧张关系。再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型集体经济的经营策略及困境进行综合性考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分结合背景下的现代农业发展,二是集体经营的物业经济发展。随着一系列“特区政策”的实施,本地工业化所需的三大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市场全面放开。集体经济组织在与不同市场主体的反复博弈和互动中实现了传统集体经济的转型,以农地发包经营为核心农业集体经济和以工商物业经营为核心的非农集体经济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在农村集体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本地农民直接参与工商业劳动力市场实现非农就业,集体组织凭借土地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土地市场和工商业资本市场以谋求集体利益,由此形成集体主导下发展型农民集体。最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型集体经济的再分配秩序进行讨论。1998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迫使产业资本要素市场去泡沫化并趋于稳定;在国家粮食安全与地方城市化扩张的巨大张力下,国家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干预;由此形成核心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在这种形势下,以集体经营与集体再分配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为目标的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逐渐提上议程。这项改革一方面强化了新型集体经济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强化了集体成员对地租的依赖。在村域城镇化进程中新型集体经济主要依托物业经营收益和土地增值收益建构了一个“高福利、高分红、低积累”的村社共同体。本文通过对龙瑞村集体经济历史变迁的考察发现,集体经营层面的统分关系与集体分配层面的公私关系共同形塑了两种“农民集体再生产”的类型,即发展性集体再生产与耗散性集体再生产。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宗族经济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集体经济,它们都是珠三角村落共同体得以延续的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但不同时期村落共同体所蕴含的“国家-农民”关系存在不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