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极为重要,甚至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形成了一股“胡适热”。胡适对中国哲学方法论有独特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先秦名学,试图将哲学从历史、文学中剥离出来,通过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来找寻背后所蕴含的特有方法论。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发现先秦非儒学派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验证,这与西方哲学的逻辑有相通之处。故而,他认为有望从中找到“合适土壤”来移植西方的哲学与科学。相较于孙怡让、梁启超等人,胡适的名学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他将名学研究的范围从名、墨两家扩展至先秦诸子百家。而且胡适十分重视逻辑史料的考证,他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提出一整套哲学史史料的系统方法。同时,得益于留美所获,他以西史为鉴,引用杜威的实用主义来解读中国哲学的方法。这种独到的视角,科学的论证方法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不仅如此,胡适采用白话文写作,语言通俗易懂,促使他的名学思想广为流传,引发学术界的巨大反响。本文通过对胡适名学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和系统反思,发现胡适名学思想没能跳出时代局限,依旧沿用“以西释中”的方式。在胡适留美学习期间,西方逻辑学已经进入现代逻辑阶段。但由于胡适自身对逻辑了解不够深入,导致他将名学等同于逻辑,混淆了名学、逻辑、方法论这三个概念,引起后来学者的误解。此外,胡适的思想随着他的人生境遇不断变化,未能从一而终地研究中国逻辑方法,致使他的名学思想存在不少缺陷,例如对西学的生搬硬套、过度遵循科学实用主义导致矫枉过正、“先秦无名家”论难以自圆其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