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和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赢得了尊敬。自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发表后，郁达夫便蜚声文坛。他在作品中大胆地描写了两性间的情爱，赤裸裸地描写了主人公内心生活的苦闷，包括自己的变态性行为；郁达夫还在作品中极力营造一种感伤气氛，在文中形成“颓废”的美感。这样惊世骇俗地写法，震惊了许多持正统思想的批评家，在20年代造成了很大的非议。郁达夫本人被指责为“颓废主义”作家，而“颓废”作为评价人的不道德的词语流行起来。但是，任何有思想的作家终究都会得到公正的评价的。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郁达夫研究逐渐加深，他的颓废主义风格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形式也得到了积极地评价。郁达夫的颓废的性描写都或多或少跟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着，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命运息息相关。笔者在论文中试图分析郁达夫作品中的两性形象及其两性关系、讨论郁达夫颓废的现代性和造成其颓废的深层原因，展示郁达夫笔下性与民族的紧张关系。 郁达夫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视女性，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跟几位女性产生了情感的纠葛，所以郁达夫把现实对女性的关注倾注到作品的创作，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对应于《圣经》中的女人类型，基本上接近“夏娃型”女性和“圣母型”女性。由于郁达夫是新旧时代转换中的知识分子，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封建士大夫气息的遗留。在他的作品中，“夏娃型”女性被塑造成男人世界中的“恶之花”；而“圣母型”女性的描写体现了男人心中的自恋倾向。对应于两类不同的女性描写，郁达夫塑造了男性“零余者”形象，他们“五四”时期一部分彷徨的知识青年，是黑暗社会挤压下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是受压迫、受歧视的弱者。通过“零余者”形象的塑造，郁达夫控诉了那个“吃人的社会”。 郁达夫在两性作品描写中营造了一种感伤的气氛，形成了作品中“颓废”的色调。“颓废”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李欧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及其作家》中认为“颓废”是现代性的一种，这就跟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对“颓废”的经典定义联系起来。但是，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对资产阶级庸俗社会的反抗，以郁达夫为代表的1920年代的颓废主义思潮主要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拥抱和呼唤。造成两种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原因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中现代知识分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 当然，郁达夫的颓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们必须正视。郁达夫的颓废是在各种因素综合下形成的，是有特定的原因的。由于郁达夫生活的特殊年代、他的孤独的童年生活和变态的人生经历、传统文化思想浸染下的封建士大夫思想的遗留、西方思想大潮的广泛冲击和在日本的特殊文化社会环境，都是造成郁达夫擅于两性描写的原因，也给他的两性描写染上了“颓废”的色调。 郁达夫颓废的姿态下营造的两性或多或少有民族国家因素的，性与民族国家关系在他的作品时隐时现。性在心理学描述中带有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特殊的环境要求民族国家因素控制一切的作用，所以性纳入了民族国家的描写范畴。郁达夫作品下的性与民族有两种表达形式，都作用于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的需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初期面对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留日时代性压抑下的图景集中展现了“弱国子民”要求自己的民族与世界上的先进民族竞争的要求；而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则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黑暗社会和落后的道德的愤怒，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精神”(夏志清语)。 “文学家所走的路，并不是一条铺满蔷薇之路”郁达夫以刻苦的精神通过伤感的文字探讨着复杂的人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