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已经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发展了十年。但在1937年底,中国军队终究没有抵挡住日军的铁蹄,南京由此沦陷,并长期处于日本占领者与伪政权的有力控制之下。沦陷初期,日军疯狂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并对南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待秩序逐步重建之后,日本占领者与伪政权又通过保甲组织与联保制度以及军警宪特的强力布置,终于将南京这座城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关于沦陷时期南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控制方面的研究,学界关注的焦点也大都集中于保甲制度与军警宪特两个方面。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保甲制度古已有之,即使沦陷时期有所调整,但仍未脱离传统的框架。军警宪特固然是日伪统治的重要支柱,但仅集中于武力与暴力的控制和规训,而未对非暴力的层面进行深入的考察。完全可以想见的是,日伪对南京的控制必然以暴力为基础与核心,但也不可能仅以暴力为唯一的控制手段。最明显的,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内,因为在名义上参加同一公共政治活动的所有人员属于同一阵营,是需要团结的对象。在此情境下,暴力的手段便几乎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仪式而言,在日本占领者单方面举行的仪式中,其表达的主要信息便是对“圣战”的鼓吹与“必胜”的强调。而在汪伪政府单方面举行的仪式中,其间流露出的对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追求则极其明确。若仅就此而言,日本占领者与伪政权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政治实体,但在二者共同参与的仪式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在看似“中日亲善”的表象之下,日本占领当局与伪政府之间有一种貌合神离的暧昧关系。就时间方面而言,按照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的纪年法,1940年为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在这一年中,日本本土、殖民地、占领地都举行了相应的庆贺活动。从宣传表述与现实实践两个层面对沦陷区——尤其是南京的相关问题进行细致的考察便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此外,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汪伪政府方面,他们都有众多“法定”的纪念节日。这些时间点都会举行相应的活动,日、伪当局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而民众则是这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这正是沦陷时期南京的公共政治生活中非正常的“常态”。就空间方面而言,自南京沦陷后,伴随着日军的长期占领与伪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南京的城市空间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仅是物理建筑层面的,更是日、伪当局为公共政治生活构建与其政治主张相对应的场域与空间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众多的空间改造与变换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日本在南京五台山建造的神社。对该神社的建造过程、建成后所见证并参与的各种事件进行专题的考察,进而探究该神社在沦陷之下南京城内的公共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政治文化作用亦有相当的必要。此外,日本占领者与伪政权对南京进行的八年统治给南京带来的后续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光复之后南京城市建设的恢复与发展处于何其艰难的困境之中。表面上看,日伪控制下南京的公共政治生活并不具有明显的暴力性,但具体研究之后便会发现:在沦陷这一大背景之下,即使是看似非暴力的公共政治生活领域内也隐藏着暴力性的内核。就此而言,非暴力的控制与规训并非暴力性控制的对立面。相反,二者只是对同一问题不同层面的揭示,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