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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其生长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及相互作用。童年期负性经历作为人类生命历程中最常见的不良应激,其对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危害逐渐被揭示。作为童年期负性经历的对立面,童年期正性经历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保护性作用也逐渐被报道。但尚不清楚童年期正性经历和负性经历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青少年焦虑抑郁发展的,其中间潜在的生物学机制也未被完全探明。因此,本研究基于安徽省中小学生横断面研究以及纵向随访研究的数据探讨童年期正性经历、负性经历、炎症负荷与焦虑抑郁的关联。方法研究一横断面研究。于2020年10月至12月在中国安徽省北部、中部以及南部地区的部分中小学选取4～9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学生的一般人口学信息、童年期负性经历、童年期正性经历、青少年抗逆力状况、以及焦虑抑郁信息,共调查6494名中小学生。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童年期正性经历和负性经历与焦虑、抑郁及其共病的风险关联;采用相对超额风险(Relative Excess Risk due to Interaction,RERIOR)和比值比相对比（ratio of ORs）来评估正性经历与负性经历的相加和相乘交互作用。研究二队列研究。基于横断面研究选取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1409人构建队列,对随访对象每6个月随访一次。2021年5月-6月进行第一次随访,共随访到1161人;2021年10月-11月进行第二次随访,共随访到1150人,随访率为81.6%。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GEE）分析不同类型童年期正性经历或负性经历以及二者的联合暴露对焦虑、抑郁以及焦虑抑郁共病发生风险以及焦虑和抑郁得分变化的影响;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analysis,LPA）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童年期正性和负性经历对焦虑、抑郁发展类型的独立与累积影响。研究三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来源于研究二中基线无焦虑抑郁但第一次和第二次随访或仅第二次随访观察到有焦虑或/和抑郁的中小学生,对照组为在基线以及两次随访中均无焦虑抑郁的中小学生。病例组和对照组同时排除调查中有近期生病、外伤、慢性病、或处于生理期的学生以及在基线和随访中未收集到尿液标本的学生,最终纳入248名研究对象,其中病例组35人,对照组213人。调用基线和随访中收集到的问卷信息进行数据分析。采用ELISA实验测量三次调查收集的尿液中三种炎症因子（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su PAR）,C反应蛋白（CRP）,以及白介素6（IL-6））水平。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KHB分解方法探讨炎症因子水平在童年期正性负性经历对焦虑抑郁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研究一:在童年期负性经历检出率方面,51.2%的学生报告有至少一项负性经历,26.1%的学生报告有两项及以上负性经历,5.2%的学生报告有四项及以上不良经历;不同类型童年期负性经历中躯体忽视的检出率最高（24.6%）。在童年期正性经历检出率方面,46.4%的学生报告有3-5项正性经历,26.4%的学生报告有6-7项正性经历;在不同类型的正性经历中安全感的检出率最高（82.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类型的负性经历均与焦虑、抑郁及其共病呈显著正向关联。不同类型的负性经历与焦虑、抑郁及其共病的关联强度不同,其中情感虐待的危害最大（对于抑郁:调整OR值:6.52,95%CI:4.55-9.35;对于焦虑:调整OR值:3.76,95%CI:2.77-5.11;对于焦虑抑郁共病:调整OR值:7.80,95%CI:5.24-11.59）。焦虑、抑郁及其共病的患病风险均随着负性经历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且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所有类型的正性经历均与抑郁呈显著负向关联,其中家庭安全感的保护性效应最大,可使抑郁发生的风险降低60%（调整OR值:0.40,95%CI:0.35-0.46）。受其他成年人（非家人）的关心以及与家人情感交流两种正性经历与焦虑的关联不显著外,其他类型的正性经历均可显著降低焦虑发生的风险。在正性经历与焦虑抑郁共病关联方面,除受其他成年人（非家人）的关心外,所有类型的正性经历均与焦虑抑郁共病呈显著负相关,可使共病发生的风险降低9%～54%。此外,随着童年期正性经历水平的增加,抑郁发生的风险逐渐降低,呈现显著的反向剂量-反应关系。然而,联合暴露分析结果显示,只有当正性经历水平呈现中高水平时,其对焦虑以及焦虑抑郁共病的保护性作用才显著。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中高水平的童年期正性经历与大于等于1项童年期负性经历对抑郁以及焦虑抑郁共病的影响存在显著负性相加交互作用。但是,中高水平的童年期正性经历与其他水平的童年期负性经历（≥2 ACEs或≥4 ACEs）对焦虑、抑郁及其共病的影响在相加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而相乘交互作用显著。研究二:总体上,基线调查有童年期负性经历的学生相较于无童年期负性经历的学生在三次调查中焦虑和抑郁的得分以及检出率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呈较高水平;而有童年期负性经历的学生在三次调查中焦虑和抑郁的得分以及检出率呈下降的趋势。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分析童年期负性经历与焦虑、抑郁以及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的关联显示,情感虐待（OR=5.13,95%CI:1.77-14.89）、躯体虐待（OR=2.79,95%CI:1.50-5.19）、躯体忽视（OR=1.62,95%CI:1.16-2.27）、父母分居离婚（OR=1.55,95%CI:1.06-2.26）以及家庭暴力（OR=1.70,95%CI:1.20-2.69）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情感虐待（OR=3.25,95%CI:1.34-7.85）、躯体虐待（OR=2.07,95%CI:1.20-3.56）、躯体忽视（OR=1.44,95%CI:1.03-2.00）、以及家庭暴力（OR=1.85,95%CI:1.23-2.79）是焦虑发生的危险因素;情感虐待（OR=6.93,95%CI:1.96-24.42）、躯体虐待（OR=3.51,95%CI:1.76-7.01）、以及家庭暴力（OR=2.44,95%CI:1.49-3.99）是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的危险因素。累积水平的童年期负性经历均会显著增加抑郁、焦虑以及焦虑抑郁共病的风险。童年期负性经历每增加一项,抑郁发生的风险增加41%（OR=1.41,95%CI:1.23-1.61）,焦虑发生的风险增加26%（OR=1.26,95%CI:1.11-1.42）,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的风险增加48%（OR=1.48,95%CI:1.25-1.74）。童年期负性经历与焦虑、抑郁得分的GEE分析结果显示,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父母分居离婚、家庭暴力均能显著增加抑郁得分水平;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家庭暴力均能显著增加焦虑得分水平。随着童年期负性经历的增加,焦虑和抑郁的得分水平也增加。童年期负性经历每增加一项,抑郁得分增加1.59分（β=1.59,95%CI:1.00-2.17）,焦虑得分增加1.59分（β=1.59,95%CI:0.77-2.41）。童年期正性经历与焦虑、抑郁以及焦虑抑郁共病发生关联的GEE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支持（OR=0.67,95%CI:0.48-0.93）、安全感（OR=0.61,95%CI:0.41-0.90）以及学校归属感（OR=0.56,95%CI:0.40-0.77）是抑郁发生的保护因素;朋友支持（OR=0.71,95%CI:0.52-0.96）和学校归属感（OR=0.71,95%CI:0.51-0.97）是焦虑发生的保护因素;家庭支持（OR=0.63,95%CI:0.42-0.95）和学校归属感（OR=0.54,95%CI:0.37-0.80）是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的保护因素。此外,每增加一项正性经历,抑郁发生的风险降低13%（OR=0.87,95%CI:0.79-0.95）,焦虑发生的风险降低8%（OR=0.92,95%CI:0.84-1.00）,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的风险降低13%（OR=0.87,95%CI:0.78-0.97）。分别以焦虑、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GEE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家人情感交流、家庭支持、安全感、朋友支持、学校归属感均能显著降低抑郁得分水平;与家人情感交流和学校归属感均能显著降低焦虑得分水平。童年期正性和负性经历联合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无童年期负性经历和高正性经历（6-7项）暴露可使抑郁发生的风险降低65%（OR=0.35,95%CI:0.16-0.73）,焦虑发生的风险降低69%（OR=0.31,95%CI:0.15-0.64）,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的风险降低75%（OR=0.25,95%CI:0.10-0.62）;而≥4项童年期负性经历以及低正性经历（0-2项）暴露可使抑郁发生的风险增加259%（OR=3.59,95%CI:1.22-10.58）;≥4项童年期负性经历以及中等水平正性经历（3-5项）暴露可显著增加抑郁（OR=11.97,95%CI:2.93-48.92）以及焦虑抑郁共病（OR=9.30,95%CI:2.11-40.94）发生的风险。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将焦虑、抑郁得分变化情况分为“缓和组”（类别1）和“高分波动组”（类别2）两类。以焦虑、抑郁是否呈高分波动分别作为因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成员赌博酗酒、父母分居离婚、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精神异常、家庭经济困难是抑郁高分波动的危险因素;家庭成员精神异常是焦虑得分较高且高分波动的危险因素;随着累积童年期负性经历水平增加,焦虑和抑郁高分波动的风险逐渐增加。然而,童年期正性经历类型中仅安全感维度对抑郁高分波动存在显著保护作用,而其他类型的正性经历和累积水平对焦虑、抑郁的影响不显著。童年期负性经历和正性经历联合暴露对焦虑、抑郁得分变化的分析显示,高水平童年期负性经历和中/低正性经历暴露显著增加抑郁高分波动的危险。研究三:以有无焦虑（和/或）抑郁作为因变量,童年期负性经历与焦虑（和/或）抑郁的总效应关联显著（OR:2.89,95%CI:1.07-7.77,P=0.035）,童年期负性经历与焦虑（和/或）抑郁的直接效应关联不显著（OR:1.57,95%CI:0.58-4.26,P=0.373）,su PAR水平在童年期负性经历对焦虑（和/或）抑郁的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OR:1.84,1.12-3.03,P=0.01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7.5%。以有无焦虑作为因变量,童年期负性经历对焦虑影响的总效应显著（OR:4.35,95%CI:1.12-16.95,P=0.035）,童年期负性经历对焦虑影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OR:2.27,95%CI:0.61-9.12,P=0.216）,su PAR水平在童年期负性经历对焦虑的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P=0.029）,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2%（0.62/1.47）。以有无抑郁作为结局变量,童年期负性经历对抑郁影响的总效应显著（OR:5.87,95%CI:1.90-17.99,P=0.002）,童年期负性经历对抑郁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P=0.033）,su PAR水平在童年期负性经历对抑郁的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1.6%（0.56/1.77）。然而,CRP和IL-6在童年期负性经历对焦虑、抑郁以及焦虑/抑郁影响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su PAR、IL-6以及CRP水平在童年期正性经历对焦虑抑郁影响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结论（1）所有类型的童年期负性经历均能增加焦虑抑郁的风险,其中情感虐待的危害最大。部分类型的童年期正性经历对焦虑抑郁具有保护性作用。（2）累积童年期负性经历水平会显著增加青少年焦虑、抑郁及其共病的风险,且存在显著剂量反应关系;而累积童年期正性经历会降低青少年抑郁以及焦虑抑郁共病的风险,且存在显著反向剂量反应关系。（3）累积童年期正性经历对焦虑的影响仅在高水平下显著。中高水平的童年期正性经历可以调节/缓解低水平童年期负性经历对青少年抑郁的不良影响,但并不能消除高水平童年期负性经历的危害。（4）童年期负性经历是中小学生焦虑抑郁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情感虐待的危害最大;童年期正性经历是中小学生焦虑抑郁发生发展的保护因素,学校归属感对焦虑抑郁的保护作用最强。（5）中高水平的童年期正性经历可以缓和低水平童年期负性经历对焦虑抑郁发生发展的危害,但似乎不足以抵消高水平童年期负性经历暴露的危害;（6）su PAR炎症水平中介了童年期负性经历对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影响;炎症负荷并不能中介童年期正性经历对抑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