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良好态势下,以日本、美国为首的国家不断对中国施压,无端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2%,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但是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和刁难并未就此偃旗息鼓。1985年美国也曾对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最终促成了《广场协议》的签署。至今,《广场协议》历经二十余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很多日本学者认为《广场协议》是造成日本经济长年萧条的罪魁祸首。如今,美国将重点转向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与1985年日本如出一辙的情形,中国能否顶住压力,坚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是众所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广场协议》的分析与其经验教训的借鉴,对比中日两国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环境,分析美国的压力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程度,同时,运用国际法原理证明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并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实属必要。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第一章介绍了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及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法律争端的缘起。其次,第二章则在国际法的视角下审视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的法律争议,总结出两个法律争议点,也即作为“潜在申诉方”的美国可能提出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的两个“违法点”：一是认为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政策构成了“操纵汇率”；二是认为低估的汇率水平构成对出口产品的“财政资助”。本章通过对IMF及WTO就汇率问题的相关规定分析得出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国主权问题,中国目前的汇率并不如美国所说的被操纵,也不构成所谓的“财政资助”,美国完全没有权力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横加指责与干涉。再次,第三章则通过对日本《广场协议》的研究,纵观《广场协议》后日本经济运行的走势及其为应对日元升值所采取的一些对策,日元的升值不仅没有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问题,相反日本的经济却进入萧条期。但是导致日本经济长久萧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汇率升值本身,而是汇率升值过程中日本经济货币政策失当,产业结构调整滞后,银行监管不到位所致。第四章则通过对比中、日应对本国货币升值时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从而发现中国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远远小于上世纪的日本,中国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经济运行势态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最后,第五章则提出为了防范人民币升值重蹈日本覆辙,必须坚持汇率制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建立金融风险防范体系,警惕资本项目的开放,加强资本监管；加快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通过国际与国内两方面修改完善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制度,减少中美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