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体系中,需要采用公共支出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促进经济增长、并兼顾公平。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效应不同。公共支出的总量与结构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程度,支出绩效左右着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而支出制度安排既是公共支出效应偏离最优的原因,也是纠正这种偏离的手段。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公共支出效应分析与我国相关制度安排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政府支出总量规模是公共支出效应的基础,规模大小直接决定着公共支出效应的高低。本文在一个混合经济体系中构建简单的最优政府规模模型;基于该理论模型,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求解中国公共支出最优规模,并分析其动态决定。研究发现,公共支出规模由多种因素决定,我国的总量规模不足,但向最优规模趋近。公共支出总量和结构的合理与否,可以从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效应来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阐述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机理,同时建立了一个普遍适用的VAR实证理论模型来分析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各种效应,包括对预算、投资生产率以及公共支出结构产生的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支出是公共投资的基础,也是GDP增长的决定变量之一;公共投资不一定促进GDP增长;所以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本文还构建一个增长、不公平和公共支出的综合模型,充分地论证增长、不公平和公共支出的相互关系。在增长带来不公平后,给出了公共支出治理的最优解。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公平,公共支出没有使不公平收敛,不过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具有正效应。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公平产生的效应不同,这就引发了对我国公共支出绩效的思考。本文通过改进的DEA模型以及对我国公共支出相对效率的估算与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公共支出是低效的,应继续完善我国公共支出的体制和机制,以进一步改进公共支出的效率和效果。由于公共支出诸效应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下存在差异,考察与建立我国公共支出的制度安排就成为对策研究。对于纯公共性质的公共支出的情形,我国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管理运作模式,而在公用事业制度的选择方面,在理论和实务上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做法。本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公用事业制度选择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模式是较好的制度选择,但是当交易特点符合预期一体化模式时,特许经营模式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政府直接管理成为较好的制度选择。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支出总量与结构均存在不合理之处,效应也有待改善。因此,考察西方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特点,对于确定我国合理的公共支出总量与结构、改善公共支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和纵向分析两种途径来描述公共支出总水平发展趋势,并进行公共支出制度研究。利用最新的国际统计资料,分析国外公共支出总量水平趋势与国外公共支出结构特点,从比较的视角得出提高我国公共支出效益,完善相关制度安排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