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现代主义”观念和思潮在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已成为现今西方艺术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潮、新视角和新方法，也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中不可缺失和忽视的重要内容。然而，当我们翻阅西方音乐史籍，耀眼的总还是男性音乐家及其作品。在世界音乐历史的长河中，女性音乐家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人才与作品数量，均无法与男性音乐家相提并论，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性别成为选择与衡量才华的标准，甚至盛行至今。音乐是男人的世界，男性在音乐领域占有着绝对统治地位。由男性塑造成“第二性”的女性在音乐历史中的缺失，则构成了女性音乐家的“失语”。这种现象引人深思。在西方的音乐历史中，音乐一直是性别身份争夺的重要场域。社会性别造就了性别文化的差异，性别差异不仅仅存在于音乐社会分工之中，还表现在传统的音乐理论的范式中。性别范式构建了音乐中的性别隐喻。我们追溯西方音乐历史，寻找“失语”的女性音乐家。维多利亚时期音乐与女性关系中的“两性领域分离说”塑造出“象牙女郎”的完美品质，限定了女性的音乐社会角色，树立了音乐女性的典范。女性音乐家在男性世界中的成功不被认为是社会的需求，男性没有给予她们同等的机会去发展与追求个人的兴趣，女性音乐家仍被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和偏见限制着发展的空间。我们从西方音乐历史的个案研究中，一方面证实了“理性的缪斯”——约瑟芬·朗通过自身的奋斗获得了女性音乐家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通过“隐没的缪斯”——纳迪亚·布朗热作为“失语”的女性作曲家来阐述女性音乐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合理性的理由。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与音乐学研究的交叉和融合为个案研究提供了更具有价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