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国仅仅凭借庞大的智能手机使用规模就成为最活跃、最有潜力的金融科技市场,中国走在全球金融科技市场的前列。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已经建立了几百年的时间,相关基础设施及其分支机构能够触及绝大多数区域,但在中国并非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欧美国家,每10万成年人大约拥有28家银行分支机构,但在中国只有8.4家。金融科技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在金融系统方面追赶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机遇,金融科技可通过智能手机直接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不需要花费巨额成本提供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和分支机构,金融科技就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优质的服务。中国大量的年轻消费者完全越过了信用卡阶段,直接进入到移动支付阶段,许多偏远地区的无银行账户消费者从中获益。中国政府也在制度层面支持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在移动支付、理财和保险、网络信贷等领域的交易体量都在世界前列,且有数量众多的金融科技企业快速成长起来,如蚂蚁金服、陆金所、众安保险等。也正是由于中国庞大的潜在消费者群体和这些金融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创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创业资本的进入可以帮助更多的金融科技创业企业成长起来,但这依赖于创业资本的选择或行为方式,也依赖于整个产业的制度环境,基于此本文研究创业资本理性程度与制度因素对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的影响。基于这一研究议题,本文从如下四个部分展开探讨:第一部分包含第1章导论和第2章文献综述,重点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及学术背景,明确了金融科技及创业投资的相关概念,分析了近十年我国范围内金融科技领域创业投资事件的特征事实,概括了本研究的思路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贡献和不足;由于本研究议题同时涉及金融科技和创业投资两个相对独立的子研究领域,因此,在论文的第2章分别就这两个领域做了系统的文献综述,介绍国内外关于这两个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动态,旨在为本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论文的第二部分包含第3章理论基础和第4章影响机理,本部分研究目的是要确立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制度因素与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果联系的建立一是要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二是需要有理论上的依存关系,根据第3章的理论基础和由此引申出的理论框架（第4章）归纳推理出相关核心变量之间的影响机理,并为确立关键概念之间的依存关系提供理论支撑。论文的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即第5章和第6章,其中,第5章从量的角度来刻画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研究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制度因素对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额的影响;而第6章则从质的角度刻画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研究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制度因素对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成功可能性的影响。论文的第四部分即为第7章结论与对策建议,结合前几部分的研究成果,概括总结本研究的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概括如下:第一,关于我国范围内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的特征事实可以总结为:（1）从创业投资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创业投资事件的数量和所涉及投资金额变化趋势,都呈现倒U型特征,但顶峰出现的时间不同,创业投资事件的数量顶峰出现在2018年,单个创业投资事件平均投资金额在2019年达到顶峰,平均投资金额有增加的趋势,创业资本越来越看好金融科技产业。（2）从区域分布来看,创业投资事件发生数量居于前列的依次是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明显高于其他省份;从投资金额来看,吸纳金融科技创业资本较多的也是这四个地区,但上海远远大于其他地区;从平均单个投资事件的涉及金额看,上海、广东、湖南、北京和浙江处于前列,上海最高。有理由相信,区域性的制度逻辑与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是导致上述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3）从投资阶段的角度看,发生于种子期、初创期和扩张期的投资事件数量大致平衡,但处于种子期的投资事件最多;从投资事件的平均金额来看,发生在扩张期的投资事件的平均投资金额最高,远高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投资事件,创业资本表现出较高的理性程度,投资轮次上分布亦是如此。（4）从投资事件所属的具体细分行业来看,数量最多的细分行业分别为金融、IT和互联网,这与金融科技产业本身的特征相契合,金融科技本质上是金融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涉及最多的、应用最前沿的细分行业就是金融、IT和互联网;投资事件细分行业的金额分布同样印证这一观点,处于投资金额前三位的细分行业也是金融、IT与互联网。第二,从量的角度本文是以每个创业投资事件的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基于创业资本开展创业投资时所采用的投资方式,本文认为天使资本、启动资本和战略资本能够体现创业资本的有限理性,而夹层投资和成长资本则更能体现创业资本的理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金融层面制度因素、政府层面制度因素和法律层面制度因素三个维度来考察制度因素在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当创业资本更多地呈现出有限理性时,即选择天使资本、战略资本和启动资本的方式进行创业投资,有限理性总体上与最终的创业投资额之间负相关;（2）当创业资本越多地呈现出理性时,即选择使用夹层投资和成长资本的方式进行创业投资,创业资本的理性总体上与最终的创业投资额之间正相关;（3）制度因素会对金融科技企业的创业投资额产生影响,且制度倾向于削弱创业资本有限理性对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额的效应,也倾向于增强创业资本理性对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额的效应。第三,从质的角度本文则是以创业投资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天使资本、启动资本和战略资本作为创业资本有限理性的代理,而成长资本则更能体现创业资本的理性,依然从金融层面制度因素、政府层面制度因素和法律层面制度因素三个层面来考察制度因素在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后评价的角度出发,借助于被投资的金融科技创业企业发展状况来评价创业投资事件的质量,即被投资的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前景越好,对应着更优的、更高质量的创业投资事件;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只能采取事前的评价方法,并使用定性响应模型来对投资结果做定性处理。研究表明:（1）当创业资本更多地呈现出有限理性时,即选择以天使资本、战略资本和启动资本的方式进行创业投资,创业资本的有限理性总体上与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质量之间负相关;（2）当创业资本越多地呈现出理性时,会选择以成长资本的方式进行投资,且创业资本的理性与创业投资质量之间正相关;（3）制度因素会对金融科技的创业投资质量产生影响,总体来看,制度因素会促使创业资本对金融科技产业进行投资时更加理性。第四,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从量的方面,创业资本的理性与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额正相关,创业资本的有限理性与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额负相关;而从质的方面,创业资本的理性与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事件成功的可能性正相关,创业资本的有限理性与金融科技产业的创业投资成功的可能性负相关。由此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资本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追求创业投资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创业资本会尽可能选择距离获得成功仅一步之遥的金融科技创业企业（例如很快就会IPO的创业企业）进行巨额投资,而现有的制度框架会加速创业资本的上述选择过程。对金融科技产业而言,上述过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整个金融科技产业内仅有少数几家创业企业成长起来,即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比较高;另一个结果是产业构成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有限,或者说是多样性崩塌。不论是从产业繁荣的角度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上述两个结果在主观上都算不上是优的,基于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处于引导金融科技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本文研究认为可以从行为治理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予以应对,对于本文而言,行为治理涉及创业资本行为治理和金融科技创业企业的行为治理,而制度建设则关注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第一,建立了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制度因素与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之间的联系。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理性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存在,并认为所有经济结果都是由理性选择所导致的,行为经济学等其他流派的反思促使非理性、有限理性及复杂性等概念的出现,这意味着行为主体理性程度的差异会导致经济结果的差异,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为这一理念提供了一个检验场景,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决定了创业资本的投资选择及其他行为表现,进而对最终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在创业投资场景下,创业资本的投资形式选择恰恰能够很好的反映创业资本的理性程度,例如,成长资本的理性程度明显高于天使资本的理性程度。与此同时,结合制度逻辑的相关理论,制度框架具备让行为主体更加符合理性的作用,加之行为、制度与经济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本研究基于金融科技产业创业资本场景建立了创业资本理性程度、制度因素与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之间的联系,在研究角度和思想上是先进的。第二,探索性的将创业资本的投资选择定性的区分为理性和有限理性并纳入实证研究过程。创业资本在开展创业投资时,会结合金融科技创业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以天使资本、启动资本、战略资本、夹层投资和成长资本等方式开展投资,在本文的研究场景下,需要在这些具体的投资方式和创业资本动机之间给创业资本选择定性,基于经济学的底层理论,将其定性为创业资本理性与有限理性。第三,创造性的提出创业资本投资选择和现有制度框架的共同作用长期来看会导致金融科技产业多样性崩塌。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理论上通过行为治理和制度建设可以予以应对。行为治理的主体是企业,如创业资本和金融科技创业企业,它们可以通过建设自身构成的多样性来维持金融科技产业的多样性;由于整个产业的多样性能为金融科技创业企业和创业资本带来持续的、长久的益处,创业资本或许应该有意识的寻求偏离理性,让更多的非理性成分发挥作用。制度建设的主体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政府,从政府的角度出发,维持金融科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确保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是更为直接和重要的目的,政府的制度建设因此应该是帮助那些具有真正技术创新的金融科技创业企业成长起来,越是更多的具有不同技术形态的金融科技创业企业成长起来就越有利于保持产业构成的多样性,也越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