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创企业在我国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的调查,2005年我国全员创业指数(TEA)已超越美国,位列GEM35个参与国的第5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非良好状况”的创业环境下取得的,也就是说在外部创业环境制约多、规制结构相对落后及内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我国的创业活动和新创企业仍然取得了长足发展。小型民营企业的高创生率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很难得到解释。然而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我国的小型新创企业而言,其创建和成长往往离不开企业家与外部主体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因此,源自于企业家社会网络嵌入性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可能是支撑新企业大量出现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遗憾的是,尽管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向组织管理领域的渗透,我国学者已开始关注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问题,但相对于国外“创业研究网络方法”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尚缺乏有关企业家个体社会资本效用问题的实证研究。此外,以往学者们在谈及企业家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时,往往更多地讨论了它的“果”,即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而较少述及它的“因”,即何种因素会影响到创业过程中企业家对其社会资本的动员和运用。因此,基于理论和实践的考虑,论文关注我国企业家在新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的社会资本问题,研究企业家如何积累和运用作为重要创业资源禀赋的社会资本,以促成其与外部主体建立良好关系,并最终实现新创企业优异的经营绩效表现。论文紧紧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展开:(1)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是什么?其包含哪些构成维度?(2)企业家社会资本来自哪里?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企业家在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社会资本存量?(3)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究竟有何种影响?其维度构成促进了新创企业的何种绩效?概括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即在于回答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什么”、“为什么”及“怎么样”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学术界才能够解释,创业过程中我国企业家为何以及如何动员了自身的社会资本;企业家也能够清楚其社会资本可通过何种方式去积累,以及在新企业创建和经营过程应注意维持好与哪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为解决第一个问题,论文第三章在对西方企业家社会网络研究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同时引入我国学者有关企业家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分析传统,明确了“网络+资源”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中观层次定义,并确定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两大维度构成——结构维度与关系资源维度。前者借用西方学术界常用的“核心讨论网”的规模、异质性和密度作为其衡量指标;后者则通过文献检索和小范围问卷调查方式将其划分为商业性关系资源、制度性关系资源和其他关系资源三个方面。论文第四章解决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企业家社会资本来源的影响因素。传统上,西方学者从人际交往的普遍主义准则出发,将个体社会资本的来源归于个体间在态度、信念以及性格特征等方面的相似性,并以“相似——吸引范式”解释人际交往产生的原因。但考虑到社会资本的文化差异特征,我国个体社会资本的建构基础更可能是特殊主义人际交往准则上的“关系基础”。因此,论文以中西方人际关系观念的差异和个体社会资本构建基础的不同为出发点,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归结为先赋性关系和获致性关系两大类,并由此识别出企业家亲缘状况、学历水平、创业前职务、相关行业经验、社会胜任力和网络构建努力等社会资本来源影响因素。论文的第五章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可能影响,即回答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效用问题。虽然创业绩效是创业研究最重要的效标变量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创业绩效结构维度的界定仍然存在着困难。因此,论文参考以往研究文献,将新创企业的组织绩效作为企业家创业绩效的测量对象,并以一个三维评价框架确定了新创企业的两大绩效维度——经营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随后,论文以新创企业绩效的两个维度为因变量,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学、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就企业家社会资本各子维度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探讨。论文的第六章是实证部分,目的在于对第四、五章所提出的假设进行经验性验证。在有关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的说明之后,论文对从济南、泰安、淄博等地获取的122份样本数据进行了处理和分析,运用了因子分析、相关分析、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以验证社会资本来源影响因素、企业家社会资本以及新创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假设关系。论文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除对所研究的三大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地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论证之外,还运用了个人访谈、小范围调查问卷和大规模样本统计处理等来进行实证研究,力求研究结果的合理和实用。通过实证检验,论文获得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社会资本来源各影响因素确实可对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其中,企业家创业前的相关行业经验、社会胜任力水平和网络构建努力都会对其网络结构产生影响,而标识企业家身份地位的亲属职务、学历水平和创业前职位对其网络结构则无显著影响。这表明企业家核心社会网络更可能是其创业前长期职业生涯中人际交往的产物,企业家过去与相关人员的长期商业性交往互动才是决定核心讨论网络结构更为重要的因素。第二,社会资本来源各影响因素确实可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关系资源维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其中,就商业性关系资源而言,研究所列所有影响因素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就制度性关系资源而言,企业家亲缘关系状况、学历水平、创业前职务和网络构建努力都会产生影响作用,意味着企业家与政府部门人员的交往更多地取决于相互社会身份地位的相符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就企业家的其他关系资源而言,与网络结构类似,企业家创业前的相关行业经验、人际交往技能及网络构建努力都是其显著影响因素,说明企业家与资金提供者、行业技术专家以及同行业其他经理人的私人关系同样是其长期职业生涯中商业性交往的产物。第三,就西方“网络成功假设”在我国的验证而言,企业家“核心讨论网”的规模和异质性对新创企业的经营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都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与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相符。而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密度则对新企业创新绩效有着不太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与本研究的假设不符,但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却支持了有关经理人高密度人际网络会促进创新绩效产出的观点。第四,就社会资本关系资源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而言,企业家商业性关系资源、制度性关系资源和其他关系资源对新创企业的经营成长绩效均具有明显推动作用;企业家商业性关系资源和其他关系资源对新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以上结果验证了各利益相关者在向新企业提供信息、资源和支持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但是,制度性关系资源与新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验证。相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问题的其他研究成果,本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双向视角阐述了中国创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两个构成维度。在对中国创业企业家的社会网络结构特性与资源特性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上,阐发了中国创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两种主要获取途径,继而通过实际数据验证了企业家社会资本来源各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向。(2)建立新的模型检验了中国创业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在获取第一手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就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关系资源维度对两项创业绩效指标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经验性检验,用国内尚欠缺的实证研究结果揭示了创业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其创业活动作用机理。(3)从企业家的“社会嵌入性”入手,系统构造了企业家社会资本来源影响因素、企业家社会资本构成维度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框架,提高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并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已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