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现象日益增加。宏观层面,金融部门占GDP比重逐年上升,2018年我国金融业占全国GDP比重达到6.6%,同年美国金融业占比仅为6%;微观层面表现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纷纷配置金融资产,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并获取金融收益。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越高、从金融渠道获得的收益越多则表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数量达到了2965家,意味着超过90%的上市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配置了金融资产。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额占总资产的比重也从2010年开始逐年上升,在2018年达到了4.17%;金融渠道获利占营业利润的比重同样从2010年的3.74%逐步上涨到2018年的10.09%。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调整和换挡阶段,内部需求增长缓慢导致实体经济愈发艰难,利润持续降低的实业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不断减弱,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实业投资率在波动中下降,2018年仅为5.51%。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加深,金融渠道获利增加的背景下实业投资率却在下降,该变化究竟是巧合还是的确存在内在联系?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在利润过高且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诱导下是否存在错配资金,将本应投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的资金用于持有金融资产的现象?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多次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因此研究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经济后果,从微观层面防范“脱实向虚”,助力经济转型发展。为了阐明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作用机制和具体影响,本文选取2007-2018年1154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上市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动机出发,以金融渠道收益(用营业利润标准化后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其他综合收益)为解释变量来刻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以实业投资率(用总资产标准化后的投资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现金)为被解释变量,基于FHP模型,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全样本以及按资产规模大小的分组回归,多维度分析了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交互项,进一步研究了微观层面的公司经营收益率指标和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在这一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主要出于市场套利动机,且对公司的实业投资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非金融类企业从金融渠道获得的收益并未用于实业投资而是重新回到金融市场流转,这表明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脱实向虚现象;(2)首次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考量有助于缓解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产生挤出效应的指标。微观层面,上市公司经营收益率的增长在长期中能有效缓解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挤出效应;基于宏观层面,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减弱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抑制作用;(3)资产规模不同的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越大,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业投资率的挤出效应越弱;同时经营收益率对该负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也会更加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配置金融资产挤出实业投资率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弱。此外,本文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研究结论真实可靠。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以及中国特色经济背景,分别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政府机关两个角度切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与建议:(1)对上市公司而言,第一,合理看待金融市场投资,尽快找准公司定位、明确战略发展方向;第二,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平衡金融资产和实业资产的持有比例。考虑引入专业机构投资者以合理配置资产,重点关注来源于金融渠道的收益,把控该部分资金的流向,促使其投向主营业务而非重回金融市场循环;第三,合理控制财务杠杆率以及股权集中度,注重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有助于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业资产的资金投入,探索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第四,努力提高自身经营收益率,而非对市场套利等投机行为产生依赖;(2)对政府机构而言,第一,注重引导上市公司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划定金融资产最高持有参照值,对于超过该值的企业实施更为严苛的监管;第二,对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活动进行长期的监管,尤其是对上市公司金融渠道获利水平的监控;第三,加强上市公司披露持有金融资产种类以及比例的透明度,强化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审批和管理;第四,规范金融市场的运行,防止金融风险通过金融资产的持有传递到实体经济;第五,稳定经济政策调整的频率和强度,提高经济政策制定的透明度,严格把控新闻媒体对于经济政策内容的释放和传达,为市场经济体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向和相对清晰的指引;第六,持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和把控,坚持“住房不炒”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