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重本,国之大纲。”近期,习近平主席在江苏考察农业工作时,引用《晋书·齐王攸传》中关于描述农业地位的名言,再次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以国之根本的高度对农业进行评价是丝毫不过分的,因为农业不但是生产资料的来源,而且九亿农民在各行各业都为国家发展贡献着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和社会资源利用能力上都有了很大提升,但农业整体发展仍旧缓慢——很多地区还保持着原始的耕作状态;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参与工业生产的能力有限;农民经济实力薄弱,难以应对农业市场经营的风险;农民个体影响力有限,很难在对抗国家行为中维护个人利益等。这些问题不但导致了农民发展的滞后,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迟滞了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个体权利意识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农民意识到“三农”问题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收入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区分和社会保障的不公平,而核心根源是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的整体性缺失。从这个角度上讲,农民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单一学科的理论范畴,原有对“三农”问题治理经验已难以应对新形势下、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新时期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都要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必须提高到比以往更高的水平上,即构建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民职业化”为核心的,涵盖经济、政治和社会保障等多方改革理论的新型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国家权力在农民权利领域的退出和农民权利体系的构建。类似的制度尝试已经通过中国农民在土地经营方面的伟大实践而得以证明——政府权力在土地具体经营方面已实现“控制——让步——放权”,这一去“行政化”、“权力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经营土地这一“民事权利”得以彰显并予以实现的过程。因此,“权利——权力”的制度框架,完全可以成为实现农民权利、实现农民职业化的可行选择。基于此,本文选择实现农民最重要的土地权利作为研究课题,并以此为推动实现农民权利现代化的整体制度改革和重构的突破口,这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指导下,对农民现有的主要土地权利进行逐一研究,在实现农民土地权利“民法属性”的大前提下,对制度弊端进行分析,提出权利重构的初步设想;在实现农民“职业化”的大目标下,提出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机制。全文框架由引言、正文和结论构成,主要写作思路如下:第一部分引言:包括选择本论题的原因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及简评、研究思路及方法,最后是研究的重难点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第一章到第七章构成:第一章是土地权利的基本理论,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土地制度、马列主义土地理论和我国土地权利现状进行研究,归纳出土地权利的基本理论、本质和核心地位;第二章,通过我国土地权利在不同时期的演进过程分析其发展规律,做为后续研究的基础;第三章,重点研究农民土地权利中最重要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理论、问题及原因,提出重构思路;第四章,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及我国承包经营权发展的过程的回顾,阐明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可行性,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重构的意见;第五章主要研究农民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权被侵犯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第六章主要研究宅基地使用融资权与建设用地使用融资权的完善;最后一章是在前述分项研究土地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他实现农民土地权利理论的批判性思考,提出对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分析和重构。第三部分是结论,表达了对新时期,在新一届领导集体“大农业”方针指引下,对未来农民权利实现及“农民职业化”的美好期许。回顾全文,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并进而实现农民的职业化思路,对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发展是可行的——既在理论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目标,又在实践中符合农民的希望和社会发展潮流;但实现农民彻底解放的“职业化”和“大农业”战略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和深入实地调研,以科学的发展观引领学术研究思路,最终构建科学和完善的制度体系及和谐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