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到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列强积极地参与其中。列强的参与使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对中苏关系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探讨列强与1917-1924年北京政府对苏外交的关系问题，以揭示此阶段中苏关系发展的全貌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除绪论和结束语之外，主体分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0年初，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与影响。此时由于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苏之间主要是对立的关系，这与列强的对苏政策密切相关。列强出于不同的原因与目的，对中国政府与苏俄之间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参与和干涉，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列强的干涉体现在胁迫中国参与武装干涉苏俄、扶植旧俄势力、阻止中国停付旧俄庚子赔款、反对中国停止与旧俄代表的关系、干涉外蒙和争夺中东铁路等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列强的影响，此时中国采取了与列强一致的对苏政策，完全与苏俄对立，中苏两国没有直接的外交接触与交涉，但是中国对中苏间重要问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和手段，力图维护中国应该享有的权益，但由于列强的干涉，收效不大；列强对相关利益的关注与抢夺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也给中苏关系的发展制造了困难。第二章主要分析从1920年初到1922年上半年，中苏两国开始初步地外交接触时期，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与影响。在这一时期，苏俄开始积极地对华外交活动，发表对华宣言，表明愿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立场。由于列强的阻挠，中国对于苏俄对华宣言未予回复，对苏俄来华代表也未能深入接触，错失了与苏俄接触、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良机。同时，由于日本图谋外蒙，扶植旧俄匪军作乱，中国内部争斗无暇顾及外蒙局势，致使苏俄有了出兵外蒙的借口，并趁机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致使外蒙最终脱离了中国。由于中东铁路的特殊经济及战略意义，列强坚持共管铁路，苏俄也改变初衷，坚持对中东铁路的权益。此阶段中苏虽有接触，但未能建交，中国由于列强的干涉与压迫，没有及时把握机会，在对苏问题上屡失良机，并且逐渐失去了对苏外交的主动权。第三章主要分析1922年下半年到1924年5月，苏俄（联）代表越飞与加拉罕来华谈判期间，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扰。此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苏俄（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并且积极利用中国内部政治斗争来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在中苏建交谈判中居于上风。列强虽已与苏俄（联）有所交往，但出于对部分利权的觊觎，还是出面干扰中苏谈判。列强的压力、苏俄（联）态度的变化及自身的内乱，致使中国完全失去了对苏外交主动性。最终中苏两国正式建交，但部分问题结局却不尽人意。结束语部分综述列强对1917-1924年间中国与苏俄（联）关系的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也是不同的：前期由于十月革命，列强一致对苏，并试图争夺旧俄在华权益，积极干涉中苏关系，中国与列强采取一致，与苏俄完全对立，但维护了部分利权；中期列强对苏态度发生变化，部分国家开始与苏接触，但对于中苏间重要问题依然不肯放弃干涉，其行动也影响了北京政府的对苏政策，使中国错失了许多良机；后期苏联地位基本稳定，对华态度日益强硬，列强也进行干扰，北京政府两面受制，难以摆脱外交困境，最终部分放弃了中国的主权与利权。列强干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为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蔓延，另一方面是对旧俄在华利益的觊觎。影响此时中苏关系的因素除了列强对在华利益及国际霸权的争夺外，苏俄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北京政府的软弱也是重要的原因。列强对中苏关系的干涉，一方面使中苏两国的建交之路充满坎坷，一波三折；一方面使中国更加倾向于与苏俄（联）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一方面也使苏俄（联）有了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的时间与借口。列强对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干涉，并未使其在中国得到更多的利益，反而使苏俄（联）成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受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