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中的集权现象在商法的各个领域都有数量繁多的体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术上针对商法集权问题却鲜有系统深入的研究。事实上的情况是,可供商法理论参考的民法理论中,更为重视单个权利的保护,却少有权利集中后异化的集中权利的保护。而集中后的权利并不等同于单个权利之和的性质和意义,从性质和效果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商法中的集权乃是提高财产效率的必然途径,是商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理性”选择,这样的选择也符合哲学上某些规则。商法中的集权现象贯穿整个商法的各个领域,与分权并行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集权后分权,分权后集权,集权后再分权的不断并无限的循环。一般情况下,集权可以以银行起点,银行承担了大量的集权的最初滥觞点,并且其所面对的对象数量也最为庞大。银行自身的规模、经营特性都受到了集权的深深影响,并依集权的规律而产生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还不足够,银行的集权能力还需要民间借贷作为补充。相对而言,公司法中的集权的利用则更为普遍,效果更为明显。尽管各国都对公司的设立做出了各种程度不一的限制,但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公司的集权程度越来越大,更大规模的公司越来越多,同时对这些大公司的社会责任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保险制度本身就是依靠集权的基本规则来保证保险的运行,依靠集权来分担风险。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多的集权现象,正是因为集权有着非常多的良性效果,能够最大化的提供财产的使用效率。但与此同时集权也存在着不少的负面效果,不能让其失去控制,要在程序上对其监督控制,也可以通过分权或其他手段控制其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