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从与“京派”密切相关的《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季刊》、《水星》、《文学杂志》这些报刊杂志出发,集中阐述了它们在“京派”的生发、成长、壮大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各自所具有的意义和推动作用。1930年,《骆驼草》在寂寥的北平诞生,它一开始就自觉地抵制着上海狂飙突进、风靡一时的普罗文学,鲜明地竖起了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大旗。在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特有的影响力下,《骆驼草》团结了北平一些崇尚自由主义的旧知识分子和与政治有隔阂的文学青年,以对纯文学的执着追求守卫着这块文艺创作的绿洲,逐渐形成一个与上海文坛风气迥然相异的作家群和一种内敛式的文化生态。早期“京派”作家周作人等,他们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一批“京派”作家滋生出文化趋同心理。“京派”以后的几份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不仅包含了《骆驼草》的主要作家,同时它们还不同程度地继承了《骆驼草》纯文学的风貌。《骆驼草》和后来的“京派”刊物共同拥有“京派”最本质的文艺思想——对文学自由精神的呼吁,这种文艺思想也是伴随着“京派”成长的共系的精神内核。所以《骆驼草》是“京派”生发不可或缺的前期土壤。《骆驼草》终刊后,沈从文、萧乾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俨然成了“京派”驰驱的基本阵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北平开始热闹起来,南下的大批作家陆续回归,但北平却缺乏让他们开展文学活动的刊物。沈从文创办《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对《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定位和苦心经营,不仅成功网罗了北平的新老作家,繁荣了北平文坛,因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引起的著名的“京海派”之争,更是把“京派”这个称谓历史性地推向文坛。萧乾接力《大公报·文艺》后,广泛联络老作家,发掘新作家,不仅使《大公报·文艺》拥有一个阵容庞大的“京派”作家队伍,他还借书评、文论、丰富多彩的“京派”文学创作以及声势浩大的文学评奖活动等向世人说明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京派”已经形成,并在文坛具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京派”在三十年代中期处于黄金发展期,而沈、萧精心经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为这一时期“京派”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大公报》文艺性的副刊是“京派”破土而出且发展壮大的酵母。随着“京派”不断发展壮大,北平仅有的《大公报·文艺》不能够完全满足“京派”的发展需要。1934年,巴金、郑振铎从上海来到北平,同居留北平的靳以、卞之琳等,先后创办了《文学季刊》和《水星》。这两份刊物为“京派”作家开辟了新的天地。主要表现在:一、《文学季刊》和《水星》的创办时间是“京派”文学的发展开始走向最高点时期,《文学季刊》和《水星》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为“京派”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推动了“京派”创作向巅峰时期(1934年——1937年)进发。二、它们是除《大公报》之外,“京派”发表作品数量最多,更关注青年作家的两份杂志,呈现了“京派”强大的创作阵容,成就了“京派”的许多名家。三、它们大大密切了北方文坛作家之间的联系,《文学季刊》还为《大公报·文艺》的成功创办提供了许多办刊经验。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学季刊》和《水星》,“京派”之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坛上不会开得那么繁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北平文坛受外界局势影响逐渐萧条起来,“京派”作家也开始出现不少变化。为维系“京派”在文学界的地位并增强内聚力,抵御分化,1937年《文学杂志》诞生。它是自“京派”存在以来最自觉的刊物,担负着重振“京派”的重任,显示了“京派”流派意识的自觉加强和自由主义作家在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争取生存地盘的执拗。《文学杂志》以“京派”以刊登京派作家、作品为主,极力宣扬“京派”文学观,艰辛地捍卫着“京派”的独特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在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们显得异常孤独。虽然《文学杂志》最终也没能躲过战争的铁蹄,出了四期后被迫停刊,而后再刊,但“京派”始终坚持以文学特有的审美方式来承担社会关怀的勇气和理论建设的自觉性,都令人钦佩。《文学杂志》因代表“京派”的最后一块“精神后花园”而向命运抗争的精神也让后人追思不已。这几份刊物的创办为“京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载体,刊物的精神风貌与“京派”的文人精神和文化品格具有一致性,它们共同丰富和整合了“京派”的艺术情趣和审美理想,推动了“京派”的发展壮大,在“京派”发展史上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