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热潮的兴起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的研究视域,研究者对翻译的关注从文本本身延伸至文本外的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Andre Lefevere在其翻译改写理论中指出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翻译过程。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对翻译活动有着极强的解释力。清初剧作家洪异的《长生殿》是中国古典戏剧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杨宪益夫妇的翻译,尤其是他们在中译英方面做出的大量工作,在我国译界享有盛誉。鉴于《长生殿》重要的译介价值,杨氏将其列为必译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本研究以杨宪益夫妇《长生殿》英译本为分析对象,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以探索赞助人、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因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专业人士的身份促使其得以开始《长生殿》翻译活动,而作为赞助人的外文社又对翻译内容进行着某种程度的操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灵活处理与封建糟粕相关的描述、对人称代词的翻译进行改写、直译人物名称等活动都体现出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诗学因素的操纵作用更是明显。在中国诗学因素影响下,杨氏夫妇对与性描写相关的描述、禁忌语的翻译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西方诗学的影响使得译者对文本的标题、历史人物名称、中英句法差异的处理、及集句诗的翻译都作了相应调整。研究表明,一直以来以“忠实”而著称的杨译其翻译过程存在着大量的改写成分。作者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验证改写理论对戏剧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作用,丰富戏剧翻译的相关研究,同时对杨宪益夫妇的翻译活动有更加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