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美北长老会传教士进入山东,开始在齐鲁大地传教的历程。传教士们怀着“拯救”异教徒灵魂的理想来宣扬基督教,现实却迫使他们从事世俗事务。高度世俗化的中国社会影响到传教士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深层次展示了基督教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张力,这既是宗教在近代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更是近代以来中国应对巨大民族危机的结果。传教士们各自就如何缓解这种张力进行探索。在登州府周边传教的倪维思发展了“自养、自传、自治”的三自理论,并身体力行,但是他的理论却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以狄考文为代表的大多数传教士肯定金钱的积极作用,主张雇佣更多的本地助手协助传教,然后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教会的本地化。相对其他传教士而言,狄考文在教育的专业化上走得更远,他矢志培养一批能够中西贯通的“新士”,但是他又坚决反对教授英语。世俗化同样影响到了差会的医疗事业,乐满道是美北长老会的一位优秀医疗传教士,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乐满道最终没能成为治愈心灵的导师,而是将精力过多倾注在救死扶伤方面,最终引发与差会的矛盾,脱离差会成为专业的医生。事实上,世俗化本身就是教会事业应有的一种属性和维度。近代以来,世俗化在传教事业中逐步彰显出来,既让差会短期内收获了大量的信徒,但也造就不少“吃教者”,甚至“腐蚀”到差会内部,让传教事业遭受各方的批评和质疑；从长期来看,世俗化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科学、医疗等事业的发展,但也给中国本地教会健康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