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乡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乡村,乡村治理有效性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这为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更好发展农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乡村地区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末端,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以组织协同理论、乡村治理理论和政策过程理论为基础,以乡村治理有效性测量为主线,为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提供现实依据。通过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和认真研究,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地区（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的大量调查研究结论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深入探讨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为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治理水平上的差距,而综合治理水平的提升,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多方面发力,共同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加强乡村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如何提升乡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如何维护好乡村地区社会平安稳定等内容均需要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才能得到验证,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乡村治理有效性测量的方法包含了主观有效性测量和客观有效性测量,本文聚焦的是主观有效性测量,以广大乡村地区村民满意度评价为主要衡量指标开展各类评价分析。据此本文提出了两个基本研究假设: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组织协同能够发挥正向作用,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治理下沉能够发挥正向作用,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根据样本地区一千多户村民的问卷调查基础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反映村民对于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维度下的乡村治理效果的真实评价,即真实评价水平越高表示该地区乡村治理的效果越好。在验证两个基本研究假设之后,尝试对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方向的内容进行有效性评价,即通过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来验证其政策有效性。根据本文所选取的村民调查数据进行区域比较,以此得出更加契合的研究结论,为对策建议的提出提供更加可靠的佐证。同时,将综合全文分析,结合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方面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探究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未来发展方向,以此得出有效率、可落实的具体政策举措。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1）资料收集方法。一是文献分析法。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组织协同、治理下沉以及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相关文献,以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线索,将各类文献分别汇总后整理成相关参考资料,得出有助于后续研究开展的文献分析框架。二是实地访谈法。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和针对村民的访谈了解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乡村治理有效性评价的重点方向,同时为进一步优化问卷调查的内容提供现实依据,并根据访谈得到的结论调整问卷中的部分问题及其提问方式,以便获取更加科学可靠的调查结论。三是问卷调查法。在文献梳理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得到村民的满意度评价结论,获取大量的基础信息数据,为开展实证分析工作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2）资料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非公平厌恶模型（有序Probit）和超效率DEA模型针对村民关于乡村治理的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展开分析。一是基于非公平厌恶模型（有序Probit）选取了组织协同、治理下沉两个维度展开实证检验,针对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中的多项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假设检验,并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开展稳健性检验,最终得出实证分析结果。二是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将组织协同、治理下沉两个维度下的15个指标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五个方面重新分类开展综合评价分析,通过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来验证其政策有效性。（3）资料抽样方法。本文采用的是随机抽样方法。首先针对样本地区共40个县（区）的每个县（区）随机选择2个乡镇,然后在上述80个乡镇内随机抽取2个村,最后针对所选出的160个村开展实地问卷调查。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组织协同维度下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研究。研究组织结构上的协同所带来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程度及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包括了纵向协同（党组协同、县乡协同）和横向协同（部门协同、社会协同）等内容。在上述不同层面或类型的协同中,通过组织协同理论的指导和应用,得出相应研究结论,为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提供支撑。（2）治理下沉维度下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研究。研究基于政府治理所带来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程度及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包括了权力下沉（干部下沉、上级授权）,资源下沉（物质资源、资金资源）,服务下沉（业务下沉、人员下沉）等内容。通过乡村治理理论的指导和应用,得出相应研究结论,为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提供支撑。（3）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综合评价研究。在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维度研究结论基础上,选择满意度评价这一基于主观评分原则的方法,对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方向的内容进行有效性综合评价,即通过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来验证其政策有效性。同时对样本地区进行区域比较,结合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方面的研究结论,通过政策过程理论的指导和应用,进一步探究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受访人的实际感受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多种模型的分析结论均能够反映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能够显著性正向影响受访人对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的满意度评价。其次,在分析了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和受访人满意度评价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将“村干部人数”设置为评价政策是否满意的工具变量,再选择Probit模型分析,研究结论同样发现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能够显著性正向影响受访人对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政策满意度评价,而且排除内生性影响之后,其影响程度更甚之前。最后,区分不同类型的组织协同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稳健,从而验证了第1个基本研究假设,并且根据分类变量的情况验证了相关子假设。（2）治理下沉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受访人的实际感受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治理下沉维度下乡村治理有关政策均对受访人的实际感受起着积极作用,这些政策在推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正面作用都得到了明显展现,从而验证了第2个基本研究假设,并且根据分类变量的情况验证了相关子假设。（3）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五个方面融合路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真实性的主要结论如下:在将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涉及的15项政策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五个方面重新分类评价之后,结果显示大多数地区的结果均在1以上。这一分析结果充分说明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五个方面融合的路径是真实可靠的。而且不同于组织协同或者治理下沉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上述五个方面的融合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更多。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以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为基础,进一步发挥出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五个方面的可能优势,从而得出更加适合当地的乡村治理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点:（1）研究视角创新。一是维度选择创新。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相关理论基础和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情况等,本文选择了从组织协同、治理下沉两个维度分别对新时代乡村治理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尝试从多重视角分析中获得更为准确全面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结论。以往的研究文献一般只选择一个维度或者方向开展乡村治理的评价或者分析,很少有综合选择多角度的分析,本文选取了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这两个角度分析,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又是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创新。二是综合评价选择的角度创新。本文分析没有止步于两个维度的分析成果,为进一步获取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综合评价结论,本文创造性地选择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五大融合方面内容展开了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综合评价,获取了更加综合和可靠的研究结论,为实际可行的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支撑。（2）研究方法创新。一是将非公平厌恶模型应用到新的领域。非公平厌恶模型所涉及的满意度评价方法是在乡村治理有效性相关实证分析中较少应用的模型方法,本文选择这一模型展开组织协同和治理下沉两个维度的实证检验,是在这一领域进行综合分析的新尝试,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新的实践领域,能够得出更加可靠的实证检验结论。二是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五大融合内容应用于超效率DEA模型中。在新时代乡村治理有效性的综合评价上,采用了较为流行的超效率DEA模型,但是在具体的综合评价对象选择上是基于综合评价过程中所选取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五大融合类型,这是以往这一模型应用中较为少见的。通过五个方面融合后的综合评价分析,进一步提升了本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3）研究观点创新。一是研究发现更具推广性。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中,绝大部分已有研究的基础数据都是公开数据,针对实地调研数据的样本广泛性程度也不太明显。本文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结果,尝试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典型代表样本地区的村民调查样本基础数据开展分析,在样本数据选择上更具代表性。虽然本项目开展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在研究内容上已经是充分体现了样本地区近年来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最新尝试及具体成果,能够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水平提供较为前沿和全面的综合分析成果。二是研究发现具充分信度。在选择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典型代表样本地区的相关主体后,进一步深入县区、乡镇和自然村落,将问卷调查放在了每一个具体村民身上,所设计的问卷也都是针对乡村地区每一个村民,并未受到基层政府或者公开数据的影响,虽然这些数据是通过主观有效性测量的,但是在反映真实情况方面仍然有着明显优势,为得出更加可靠的研究结论提供了支撑。本文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采用主观有效性测量方法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在开展乡村治理有效性分析中主要是将乡村地区村民满意度评价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在实证分析中属于主观评分原则,其与客观衡量指标相比,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存在一定主观性,不能完全反映出实际情况。之所以选择主观有效性测量方法,主要还是因为客观数据获取存在一定难度,目前我国关于乡村地区的基础数据调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公开数据可以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但是将其用于测量乡村治理有效性这一综合指标则存在一定难度,也无法得出真实结论。因此,本文选择了主观有效性测量方法,但在具体方法选择上还是进行了适当优化,以目前适用性较强的有序Probit模型以及超效率DEA模型展开实证分析。（2）问卷调查的覆盖面还有待提高。本文在分析组织协同及治理下沉维度下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问卷调查主要是集中在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也就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代表。这一结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广泛性还是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但是毕竟没有全国的全覆盖大样本实地调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文验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性。（3）数据时间跨度有待提升。在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五个方面的效率水平过程中,所掌握的数据尚未形成时间序列,开展实地调研的时间线还比较短,如果可以进行跨时期的分析,结论会更有说服力。未来研究展望:（1）进一步开展客观有效性测量。在未来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基本情况及相关客观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开展一定程度的客观有效性测量,为推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供更真实的佐证和更严谨的研究结论。（2）进一步获取覆盖全国的样本数据。通过更多时间和更大范围的实地调研获取更丰富的样本数据,尝试将样本数据覆盖全国更多的省份,得到更加可靠的实地调查结果,为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打下坚实基础。（3）进一步完善问卷调查内容。根据乡村治理的最新进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举措进一步完善问卷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时间的积累,本文的相关研究还将进一步在时间序列上取得新的突破,从而继续开展综合领域层面的乡村治理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