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与亚非拉三大洲的文化交流始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古老文明之间的文化交往常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然而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却相继衰落,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又开始重新复苏,中断的文化交流又开始出现并达到空前的繁荣。本篇论文就是通过对十七年间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的研究来探究亚非拉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关系。本论文的关注点是刊物《译文》,以它为考察中心来探究亚非拉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关系,包括亚非拉文学传入中国的原因、途径以及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影响。本论文从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两方面入手去剖析亚非拉文学为什么会传入中国,同时梳理亚非拉文学传入中国的过程,最后将落脚点放在其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影响上,亚非拉文学强化了中国作家的政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写作。政治原因分为两部分:外交政策的调整;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任务。在政治压倒一切的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成为亚非拉文学传入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与苏联关系的亲疏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同时也改变着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任务也是亚非拉文学被译介进入中国的原因之一,中国需要和亚非拉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文化原因是从亚非拉国家人民渴望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以对抗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侵袭的角度上谈起的,亚非拉国家人民学习本国家的语言、文字并用它们创造文学作品,去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对亚非拉文学传入中国过程的梳理放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这个主要是以刊物《译文》为中心进行的资料整理。《译文》中刊登了几次亚非作家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都有助于中国文学与亚非拉文学之间的交流,有助于中国作家与亚非拉作家之间友谊的展开,这几次文学会议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对亚非拉文学的译介。《译文》中除了刊登亚非文学会议之外,还以专辑或专号的形式集中、系统地介绍亚非拉文学作品,像“埃及文学专号”、“非洲文学专号”等。本文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所有有关亚非拉文学的专辑或专号搜集在一起,整理后作为文章第二章第二小节,完成对亚非拉文学在十七年间向中国的传播。论文的落脚点放在亚非拉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上,亚非拉文学不仅丰富了十七年间的中国文化市场,开拓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还对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它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同时也强化了中国作家的政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写作,使中国作家具有了世界性国际眼光,为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结语部分展望了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新型关系。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走出了十七年间的蜜月期,但是依旧友好、互助互利、密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