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仁义的角度对孟子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梳理,仁义不是孟子最早提出来的,但是孟子对仁义的重视和阐述显然超过前人,也深刻影响了后人。在理论上,孟子提出仁义应该受到了墨家重视道德(仁义)外在工具价值和道家重视自然的影响;就孔孟而言,应该有一个从孔子的仁智到孟子的仁义转变的过程,表现为道义论的突出和自然性的突出。道义论的突出对墨家功利论(义即利)以及相关观点的批评显然是极为深刻、极为合理的;而自然性的突出在产生了一些优点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局限。就结构而言,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善“四端”,其实《孟子》中存在着两种四端(“仁义礼智”与“仁智礼义”),“仁义礼智”四端非常重要,孟子解释了四端、并对仁义相对关注较多。就特征而言,孟子区分天与命、性与命(“仁义礼智”是性不是命,“食色”是命不是性),学习墨子区分天与命、利用“天”而非“命”的思想,改造了孔子相对笼统的天命观,把心、性上推于天,在理论上建立起了较为严密精致的先验论道德体系。在仁义的含义上,孟子给出了仁义的抽象和具体(现实)的双重定义;抽象角度上仁义多指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现实上的仁义主要指向父子与君臣;这双重定义涉及多方面关系;孟子在努力沟通以上二者间关系的同时,经常导出前者的优先。现实中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相当重要,抽象的仁义在现实中变为具体的仁义,成为处理现实社会关系的主要道德准则;或者说,正是出于如何处理两大社会关系的角度,孟子主要规定为仁和义,并上升为抽象的仁义。父子和君臣有一致和不一致,孔孟有相同和相异。当父子和君臣一致时,孟子正面上非常重视孝治天下,反面上墨杨分别威胁到了仁和义(墨子“兼爱”是害仁、杨朱“无君”是害义),所以墨杨是孟子最为反对的论敌、对其进行批判和辱骂在孟子角度上是必然的。当父子和君臣不一致时,孟子仁大义小、仁本义末的结构必然会推出前者的优先;孟子(舜)的顾父子不顾君臣也就是逻辑的必然、类似言行也就会多次出现在孟子思想中。单独来看孟子如此处理父子和君臣是可以理解的,在理论结构上也基本上是能自洽的:但从儒学整体上看则不尽然,也不能摆脱墨家和法家等非儒学派的批评。孔子有“君臣父子”,孟子有“无父无君是禽兽”。孔孟都重视君臣父子(或父子君臣),这最终成为了后世三纲中的前两纲,反映了孔孟思想中有大体相同之处;但进一步,孔孟思想在有所相同的同时其表述也有所差异。孔孟二人的相同反映了儒学对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孔孟二人表述的差异反映了儒学发展中的具体变化。孔孟二人的相同与相异都有重要意义。孟子视自己特定角度的思想为完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它不过是儒学的一个角度、一个阶段;孟子的特定思想既有对孔子思想的一定补充、也有对孔子思想的一定偏离;加上《孝经》在义角度上的调整和法家韩非在整体角度上的批评,后世三纲重新把君臣置于父子之前,就大体反映了后儒最终主要接受了孔子所奠基的相对重视整体、重视理义的基本思想;孟子相对重视家庭父子、重自然亲情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完全被抛弃,但却基本上成为了次要方面。“言必称尧舜”可以说是“祖述尧舜”,与“宪章文武”是孟子(而非孔子)在理想人物上的重要特征。汤武革命是恶恶,是对暴政的纠偏和对仁义的必要维护。孟子最推崇的理想人物是舜。在抽象仁义思想上,舜是“由仁义行”的代表;在现实仁义思想上,在家国一致时,舜是孝子加天子;在家国不一致时,舜又是优先顾家的典范(“窃负而逃乐忘天下”)。舜是孟子抽象人性平等思想的代表(“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是现实差等思想的代表(“尧舜之道不遍爱人,急亲、贤”)。简言之,舜与孟子基本上是二而一的关系,舜是孟子思想的代言人,在主要问题上舜与孟子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与之相应,孟子必须要对舜进行论证、美化和辩护(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既是对舜完美性的辩护,也是对自己理论体系完美性的辩护;但是现实中的每一具体人物、哲学史中的每一理论体系都是既有优点又有局限的,孟子对舜的辩护可以理解、当然也会有局限;孟子在仁义思想上的哲学努力融进了哲学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