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沟通作者与读者的中间人,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翻译这项绝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的活动中,译者的存在曾长期被中外学者所忽略。传统译学所提倡的“忠实”标准以及其对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等的过多关注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极度被动,其合理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西方译学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研究重心逐渐转向那些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文化因素。广大学者也开始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译者主体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与肯定,国内外相继开始了对其的大量研究。现代阐释学认为翻译是一个解释说明的过程。主体阐释文本的过程与译者翻译原作的过程极其相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受到各种层面的限制。本文试图根据伽达默尔对阐释学提出的三个重要概念即偏见,理解的历史性,视阀融合,以余华《活着》的英译本为例,分别论述译者主体性从这三个层面上对新文本(译文)形成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翻译不是机械地实现字面上的对等,而是存在创造性的一项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最活跃的主体,不可避免的带有主观个人意识。译者在翻译时,一方面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实现原作与译作之间视域融合的最大程度,形成新的视阀,呈现可接受的译本;另一方面译者也要规避错误的偏见,不要产生误读误译现象。文本存在理解空白的本质一方面为译者提供了极大的自主空间,同时历史的理解性也使翻译不可能一劳永逸,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作者希望本文能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正确的看待译者在翻译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译者应得的地位,合理利用译者主观能动性,争取创造出更多的翻译精品,加快中国作品“走出去”的步伐。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译者主体性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背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与概念,从根源上阐述译者主体性产生的必然性。并且以阐释学为理论框架,分析了阐释学对译者主体性理论上的支持,揭示了译者主体性,阐释学,和文学翻译三者间的紧密联系。以余华《活着》英译文为例,借助详尽的实例从阐释学的偏见,理解的历史性和视阀融合三个层面上分别描述译者主体性对译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