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萨德分别代表了启蒙理性的两个极端。康德的理性是通往善良的理性，而萨德的理性则是导向邪恶的理性。理性的自主在康德与萨德那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前者倡导的自由是在好的方面的使用，而后者鼓吹的自由则是在坏的方面的使用。康德与萨德分别站在了道德天平的两个极端。康德主张个体只要心中怀着对道德法则的无比崇敬之意，如履薄冰，始终可以抵达德福一致的天堂之门。而萨德则要求我们处处遵从大自然的享乐意志，做到物尽其用，不择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敲开绝对恶的地狱之门。可以说，康德与萨德是启蒙理性的一对孪生体。　　 康德和萨德从人的理性自主出发，但抵达的却是善恶的两端。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最主要的是他们两者基于理性自主的基础上，对人之欲望所持的不同态度所造成的，启蒙理性指引着欲望向两个极端的方向发展。在康德看来，无论是制定道德法则还是履行道德法则，都应排除人的各种需求、欲望和情感，冷漠是德性的必要前提。所以，康德认为欲望是道德的一种障碍，是对人自由的束缚。但是在萨德那里，欲望却恰恰获得了相反的地位。萨德把欲望视为实现人的理性自主的关键维度。因此，性欲望和性写作贯穿了萨德的一生。饱受牢狱之灾的萨德，身心备受摧残。萨德式的原始的性欲望，也是最变态的性欲望，表达了他对宗教、道德和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反叛。在萨德看来，要获得绝对的享乐，达到真正的理性自主，个体必须始终追求绝对的欲望。欲望是享乐的源泉，也是颠覆现实制度和社会文明的基础，是人实现真正自由的根本。在萨德那里，僭越、欲望和自由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康德和萨德对欲望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分别表明了他们的不同价值诉求。　　 康德的道德法则驱除人的一切欲望，而萨德的享乐意志又绝对地放纵人的欲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欲望?如果按照康德，社会所倡导的道德是否定人的欲望和快乐的，那么这种道德是真正符合人性的道德吗?还值得我们去追求吗?相反，如果按照萨德，放纵人的欲望，拼命去享乐，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讲道德吗?我们还是人吗?面对此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处理理性自主与感性欲望的关系呢?所以，针对康德和萨德对欲望的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对欲望进行重新的道德思考和学理审视。既然启蒙理性实现了人的理性自主，那么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管理好我们的欲望。我们认为，压制欲望和放纵欲望都是不道德的，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欲望的道德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节制。实际上，对欲望进行节制，既符合人性的要求，又体现人的自主，是实现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的保证。　　 “康德与萨德”命题，引起了诸多思想家的注意。霍克海默在与阿多诺的合著《启蒙辩证法》(1944)中的著名的附论二——《朱莉叶特或启蒙与道德》中，首次论述了这一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萨德就是康德的真理”。他认为，萨德的性世界就像康德道德体系建构，萨德就是摆脱了监护的启蒙主体。萨德的思想见证的是启蒙“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的哲学事实，萨德解除了中产阶级的严酷束缚，启蒙的认知除了拥抱善，同时也见证了恶。霍克海默的立足点是启蒙的意识形态批判。在他看来，萨德的出现是启蒙的一个讽刺。因为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结，已经堕落为神话，启蒙没有实现社会进步的诺言。启蒙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产生。而萨德的邪恶就是启蒙道德法西斯主义式的展现，萨德必然地蕴含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体系中。萨德在霍克海默那里成了他对启蒙及其道德的批判工具。　　 相隔十一年，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1960)以及后来的《康德与萨德》文章(1962)中，也同样注意到了“康德与萨德”这一问题。与霍克海默不同的是，拉康运用精神分析学和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分析得出“康德才是萨德的真理”。在拉康看来，萨德的欲望摆脱了那种康德所反对的病态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他者的欲望就是无所指的能指，是一种能指链，存在着绝对的裂缝。所以，萨德式的欲望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欲望。“满足你的欲望”(绝对的享乐)与“履行你的义务”重叠在了一起。拉康的关注点主要是康德，萨德蕴含了康德。作为拉康的追随者，齐泽克则认为，“康德与萨德”是现代伦理学的“无穷判断”，因为这个命题把两个完全相反的两极并列在一起。康德宣扬崇高、无私的伦理态度，而萨德则喜好暴力与享乐，但是两者又是不谋而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