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社会发展等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公众获取传染病信息的权利保障更因此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国内外制度的角度考察传染病信息获取权。在联合国层面,联合国宪章三大公约都规定了公民信息获取权,而且在传染病方面的信息获取权还受到了更严格的保护,诸多国际卫生法案都规定了为保障传染病信息获取权可以适当克减其他权利。在世界各地区层面,欧洲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都规定了公众具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还成立了各类促进信息获取权保障的专门性组织。保障信息获取权的典型国家有瑞典、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国,这些国家为我国的信息获取权保障提供了启示。国内而言,我国关于传染病信息获取权的立法保护相对分散,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法》对公民信息获取权进行了一般保障,还有《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传染病信息获取权的保障做了规定。其次,从概念、构成要件和特点的角度进行权利的本体考察。基于公共性的强调,本文采取广义的信息获取权说,认为传染病信息获取权是指,在传染病防治语境下特定的单个第三人或者不特定的多数人基于自己的生命健康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健康利益保护目的所享有的获取信息的权利,这是一项具有集合性、多元性的权利。传染病信息获取权的权利主体是社会公众、政府和法人组织,权利客体传染病信息资源,权利的内容包括信息内容选择权、信息技术知悉权、信息渠道解除权和信息质量保障权。另外,信息获取权与知情权之间存在共同性和差异性,差异性在于传染病信息获取权是从信息需求侧的角度强调公众获取权利的正当性。传染病信息获取权具有信息获取权的一般特征,即公共性和信息化,也具有自己的特别特征,即更强的利益普适性、紧迫性。传染病信息获取权的价值功能有两种,它既是一种已经被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人权,亦是实现生命健康基本人权的价值工具。传染病信息获取权保护现在仍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信息鸿沟问题、信息污染问题和信息获取效力问题。其中信息鸿沟问题是由本身信息弱势群体基数大和“技术索权”两方面原因造成。信息污染问题的表现主要是所获取的信息不真实、信息侵犯他人隐私。信息获取效率问题主要是由传染病发布的时间节点不符合客观规律、对传染病预警主体的设置存在混乱造成的。对此,笔者尝试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视角,但发现罗尔斯、洛克等人的理论都与传染病防治语境存在矛盾之处。而社群主义“公共善”的视角则能兼顾到整体社会利益。社群主义视角下,需要改善政府、媒体组织、公众、患者之间互相侵犯的法权现状,明确不同主体之间的权责,形成互通互享的信息获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