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论文的研究范畴是译学研究，是对翻译理论而非实践方面的探索。翻译理论研究虽晚于翻译实践，却也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从中国的支谦阐释翻译的原则及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首次提出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开始，众多的杰出学者就踏上了寻求翻译真谛的征程。总的来说，翻译理论研究是围绕着一些诸如直译与意译，忠实与忠实，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展开的。虽然看似简单，但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用以解释这些基本问题的理论基础不同，研究视角也就不停地发生变化，从而衍生出了众多的翻译理论学派。他们各自为营，对这些几千年来的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挖掘和探索，于是翻译理论研究日臻完善，到目前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第二，本论文对翻译中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属于后殖民翻译理论框架下的理论探索。纵观翻译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后殖民翻译理论属于第三个阶段-文化翻译论中较为新兴和有影响力的一个理论分支。回顾起来，第一阶段历经的时间最长，即从翻译理论的出现到20世纪40年代末。虽然这段时期涌现了像哲罗姆，泰特勒及严复等著名的翻译学家，并提出了许多金科玉律式的翻译理论，但仍旧是经验式的，并不系统和科学。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现代语言学的出现，翻译理论研究才借助于语言学的理论而发生了质的飞跃，步入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第二阶段。但是翻译毕竟不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特别是文学翻译。由于语言之外文化因素存在于文本中，语言学理论无法解决翻译过程中原、译文本的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语言问题，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理论家们就开始寻求其它的新的理论来支持翻译理论的发展；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翻译的文化视角。翻译文化派、解构学派、后殖民翻译理论学派…不同的学派都为翻译研究的再一次飞跃做出了贡献。由于译文产生的过程中文化因素被考虑在其中，而文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这便使得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难以从含义上真正达到等同。特别是当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政治与权力参与到翻译中时，译文的偏离则更加难以避免，甚至文化殖民也通过翻译而得到实现和加强。这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