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体育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一,在繁荣人们的意识形态追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体育服务,是通过提高民众身体素质、满足公众体育需要,来增强我国软实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重视和保护公众的体育权益,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立的出发点,提高人民身体素质是实现全民健身目标的内在前提。政府作为影响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的关键主体,是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体育服务职能的关键。因此,如何提高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保障公民体育权利,增强国家体育软实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改革开放至今,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兴起,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改善,在充实物质的同时,广大人民也开始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公共体育需求显著增长。但是,传统的“举国体制”逐渐呈现出疲软状态,供应效率低下,体育基础设施老旧,产业结构固定,迫切需要对公共体育服务进行根本性改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型合作方式,PPP项目是政府与社会资本为满足公共服务需求而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双方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同治理”则作为新公共服务运动衍生出的新型治理理念,强调政府职能转移与网络化治理机制的构建。将PPP模式和协同治理引入公共体育服务领域,不仅可以克服举国体制的局限性,促进政府体育管理体制创新,还可以充分运用社会资本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全面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进一步充实公共体育服务内容,深化公共体育服务的价值内涵。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在厘清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利用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利益相关主体理论,构建本探究的行文逻辑范式——S（状态）S（制度）P（绩效）分析范式,结合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治理经验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的发展现状,剖析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的主体结构、行为过程与绩效结果;总结影响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因子,并基于此构建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机制,包括:利益协同、互动激励、风险分担及监督问责;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利益风险分配、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和维护伙伴关系3个维度构建优化路径,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资产专用性和经济组织的中间层属性作为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的状态属性,对选择协同治理这一制度起到决定性作用;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最终能够影响PPP项目绩效结果的实现。（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等代表性国家的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治理“重视培植社会资本”“不断完善标准化合同与操作指南”“推行高阶立法和各级政策的协同”“突出重点监管与原则性导向”,是推动PPP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3）我国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的纵向发展,实现了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广,从快速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从空间异质性的横向维度来看,不同省市的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基本一致,但区域发展落差明显。随着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的发展,开始显现出模式滥用、合作肤浅、操作方式单一、合作过程混乱、公共机构功能缺失、社会资本能力弱等问题。（4）核心利益相关主体（政府、社会资本及公众）通过外部跨界协同和内部科层制协同,构建网状协同治理结构。从政府购买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完全市场化,实现了从外部协同治理的深化;内部协同结构则通过分权治理、转移支付、跨部门协同等制度的实施,打破府际沟通壁垒,实现协同结构化转型。（5）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的成功关键在于协同治理,这一制度范式核心是政府、社会资本通过双边匹配和演化博弈,实现项目资源利用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协同配合,最终达成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高效推进的共同愿景。（6）利益协同机制和系统化政策是影响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在市场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更加稳定、相关政策制度更加完善的情况下,治理能力技术水平和社会资本实力较强,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PPP项目内部组织层面的利益协同机制,可以起到积极的协同治理效应。在技术水平成熟、外部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回对PPP项目的控制权,项目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更加合理,可以实现更大的协同效应。（7）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4项核心机制包括:以权责划分为基础的风险分担机制,以风险分担为基础的利益协同机制,以产权划分、风险分担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以绩效、问责为基础的监督机制。结合项目特点,从3个方面提出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一是,提高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的适当性;二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三是,构建公平互惠的合作关系。以期完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PPP项目协同治理的运行,更好地满足公民的体育需求与国家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