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形式,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璀璨明珠。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精湛,内容深刻,意境丰富,感情强烈,节奏鲜明,因此吸引了无数中外读者。然而,诗歌的翻译,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一直以来颇有争议。许多语言学家,翻译家甚至诗人都不赞成诗歌的翻译,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但又有许多翻译家进行诗歌翻译的尝试,并翻译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关于诗歌的可译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可译度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对此,传统翻译语言学派无法解决诗歌翻译中所出现的众多复杂的问题。因此,从美学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进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背景下就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综述前人关于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论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可译度,认为诗歌在整体上是可译的,但这种可译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作者首先从审美客体的角度,引用大量中外译者的古诗译例与汉语原作进行对照、比较和分析,从形式符号集和非形式符号集两个角度论证了诗歌的可译性。其次,指出由于审美主体受制于审美客体,加上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相对不可译性是存在的。最后,作者从审美再现以及对译者提出的一些要求两方面,提出译者可以减少不可译性因素。总之,从翻译美学角度而言,古典诗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译的,诗歌不可译性只是相对的,并且诗歌的不可译因素可以转化为可译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