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危机,而基督教却在此期间迅速发展,并于公元313年获得合法地位。作为外来宗教,基督教本是帝国宗教中的“异端”,但它日益挑战罗马传统宗教的“正统”地位,而罗马人也日益将传统宗教视为“异教”。公元361年,弗拉维尤斯·克劳迪亚斯·朱里亚努斯接掌帝国统治权。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也是帝国前任统治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堂弟。动荡曲折的成长经历使朱里亚努斯厌恶基督教,反对叔父与堂兄扶植及皈依基督教的行为,并将基督教的发展归结为帝国衰落的根源。他秘密接受的一种教育则培养起他对希腊文化的热忱,使他从中感受到异教的力量,渴望从此入手,创立一种不同于基督教,又可以与之抗衡的新宗教；他也从中感受到哲学的力量,渴望成为哲学家式的皇帝,有朝一日能够如同马尔库斯·奥理略一般治理帝国。“异端”与“正统”地位倒置的戏剧性转变仍在继续,他却发起了一场旨在对抗基督教的改革,基督教父们因而将他称为“叛教者”。朱里亚努斯对于基督教的憎恶之情以及他对诸神的狂热崇拜遮蔽了他的视野,使他未能觉察到君士坦丁早已将基督教变为政治工具的现实,也未能领悟到基督教何以渗透到罗马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使他的宗教改革显得设计精心却不得要领。朱里亚努斯站在希腊知识分子的立场审视基督教,批驳其教义的可信性与存在的合理性,但他的理论在社会上反响平平；他欲以挑起基督教教派纷争的方式削弱教会实力,但并未收到多少实效；这是因为他并没有认清,君士坦丁已将教会改造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家之言难以撼动它的地位；他误以为重建耶路撒冷神庙就可以使基督教堂黯然失色,却没有发现基督教教义已通过教会严密的组织和定期的礼拜仪式日渐普及,基督教圣殿已树立在罗马人心中。作为皇帝,朱里亚努斯未能参透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他不知道自己已无法驾驭帝国臃肿的官僚体系,任命一些异教徒为官也不足以实施他的宗教政策。他认为哲学家皇帝应当远离庸俗的民众,因此他也无从知晓,他所强调的祭祀占卜和饮食戒律正是民众厌弃传统宗教的主要原因。当人们对他的政策不胜其烦,他仍在通过写作表达他的新宗教理论,解说赫利俄斯神与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父子关系以及诸神如何从属于他们,如何与他们一同庇佑人类,但他从未发觉,他的赫利俄斯神与医神,竟与基督教圣殿中的上帝和耶稣面貌相似。朱里亚努斯的改革计划中包含了一次远征,他希望以此证明诸神会引领他重建罗马帝国的恢宏版图,但正是此次远征终结了他的理想,使他在公元363年的一场惨烈战役中身亡,而他的改革也随之失败。自他之后,罗马帝国再未发生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笔者认为,朱里亚努斯“叛教”并非反潮流而行之的特殊现象,而是时代变革的产物。他生活在一个“异端”与“正统”倒置的时代,基督教对于传统宗教的挑战反映出帝国信仰趋于统一的形势,而他的宗教改革实为罗马君主探索一神教的一次尝试,只是他本人在主观上对此毫无意识。沿着一神教的方向推行多神教改革,这是他改革失败的症结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他虽被称为“叛教者”,但在他的推动下,基督教这一外来“异端”挑战传统宗教,转变为“正统”宗教的过程反而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