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源氏物语》研究经历的风雨沧桑,既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学术发展历程的经典演绎,同时又承载着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内涵。本论文既名日《<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其主线自然是梳理《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史。无论是在历史时段的划分上,还是对于研究状况的概括上,都紧扣这一核心问题。本着这一原则,拟将《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分成以下几章加以梳理和评述。《绪论：(源氏物语>研究综述》、第一章：1980年以前的传播与接受状况、第二章：1980年～1990年的传播与接受状况、第三章：1990年～2000年的传播与接受状况、第四章：2000年以来的传播与接受状况、《结语：对研究的反省与展望》。其具体内容如下。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源学”研究规模可与中国的“红学媲美,“源学”是日本20世纪文学研究中最“走红”的一门学问,研究人才之广,发表论著之多,所造声势之大,恐怕是其他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然而面对这样庞大的研究成果,我国学者却一直疏于关照,目前国内尚无专文从史的角度勾勒日本“源学”研究史的文章,尤其是针对20世纪以来的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梳理日本的《源氏物语》研究史,对于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来说,颇具启迪和借鉴作用。因此,笔者在绪论部分主要对日本“源学”研究史做了一下勾勒和评述。当然,日本的“源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浩如烟海,限于篇幅,只能作粗线条的描述,难免挂一漏万。国内普遍认为,谢六逸是最早把《源氏物语》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但据笔者考证,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中,就已经开始介绍《源氏物语》了,这段文字虽然简练,但却比谢六逸1929年的介绍要早11年,其后,周作人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源氏物语》,60年代他还对丰子恺译本进行过校订和评价,鉴于国内学界对此疏于关照,因而第一章首先对周作人与《源氏物语》的渊源进行历时性的评述；其次通过介绍钱稻孙、丰子恺、林文月、左秀灵的汉译本的翻译出版情况,从中日传统文化差异的角度,深入剖析《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及原因,尤其是关于钱稻孙和左秀灵两位译者,此前学界的介绍只是只言片语,对他们的译事疏于评述,因而笔者将对钱稻孙和左秀灵这两位译者进行重点评述。1980年～1983年,丰子恺译本分三卷陆续得以出版。由此,中国大陆开始有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源氏物语》的学术研究也从此拉开序幕。丰译本在国内学者和普通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学者围绕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展开激烈论争,继而李芒、罗兴典等老一辈学者又引发了关于“和歌”、“物哀”的汉译之争。因而第二章将重点对这些学术论争展开评议,通过网络调查,分析普通读者对《源氏物语》的接受态度,从而阐明《源氏物语》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及原因。凭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剖析国内学者对《源氏物语》的批判,指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范式,成为这一阶段《源氏物语》研究的首位学术范式。”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呈现一元化的趋势,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尚未广泛应用。学者们基本上采取了阶级批判的态度,对《源氏物语》持否定观点。第三章重点探讨《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源氏物语》研究迅速发展,尤其是1994年陶力的《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问世,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增添了色彩。叶渭渠、姚继中、张龙妹、高文汉、严绍璗、高志忠、张哲俊等诸位学者,站在中国学人的立场,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文化视角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源氏物语》的关系,尤其是高志忠先生,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探究《白氏文集》对《源氏物语》的影响,形成了真正中国特色的《源氏物语》研究。由于国内还没有专门对这些学者的研究进行评介,因而本部分将对他们的学术研究进行重点评述；另外,《源氏物语》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也将成为本章论述的重点内容。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鉴于国内对日本学者的研究疏于关注,因而本部分将专门对日本学者的研究动态进行介绍。第四章重点探讨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源氏物语》传播与接受状况。尤其是《源氏物语》与中日传统文化的关系,将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方面重点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传媒手段的发展,《源氏物语》的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其传播途径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2008年日本举行了“《源氏物语》千年纪念”活动,中国各大媒体、报刊纷纷加以报道,国内掀起介绍和研究《源氏物语》的热潮。《源氏物语》几种新译本先后问世,民俗学等跨学科研究兴起,原型批评理论、文艺学理论等西方文论不断介入,都是这一时期所要关注的热点问题。2001年和2002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两次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就《源氏物语》的翻译和研究展开讨论,将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纳入世界领域,使中国的研究逐渐走向世界。另外,本部分就《源氏物语》与川端康成文学的关系,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指出“《源氏物语》是川端文学创作的土壤,是一切美的源泉,是川端文学的灵与肉,没有《源氏物语》,就不会有川端文学。”结语：对研究的反省与展望。尽管我国的《源氏物语》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应该看到,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本部分在对国内以往研究反省的基础上,更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真正的文艺争鸣不但能够活跃文艺批评思维,增强文艺批评的活力,而且能够促使文艺批评在充分的比较中更好地发现真理。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丰译《源氏物语》问世不久,国内就曾掀起关于“和歌”汉译、《源氏物语》主题思想等文艺争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源氏物语》研究的发展。但是,中国当代学界这种文艺争鸣愈来愈少见。偶尔有之,也是在没有是非判断中草草收场。这很不利于中国《源氏物语》研究的发展。因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研究,应该注重文艺争鸣。由于时间有限、理论修养不足、资料和学识的限制,有些问题只是浅尝辄止,没能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论文在理论深度上也存在很大的不足。例如对于日本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的借鉴、对台湾的研究状况的梳理、对《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深入探究、对国内重要译本的对比研究等问题,这些都没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都是以后加以弥补或是单独探讨的重要课题。另外,鉴于国内对日本“源学史”关注不够,笔者拟将日本“源学史”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课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任务,不过也是一个较有价值的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