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实现了统一,开创性地建立了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一整套国家制度。郡县制作为实现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的地方政权基础,确保了皇权对帝国的绝对支配。司法权力方面也是如此,秦代郡县司法权力的运行对于国家整体的司法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囿于传世文献的匮乏,长期制约了学者们对于秦史的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秦汉简牍的不断面世,为深入研究探索秦代历史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本文围绕秦代郡县司法权力运行这一核心论题,从司法权力的制约与运行的视角来“重塑”和“解析”秦代地方司法制度和体系。首先是关于秦代郡县制的探讨。秦代将郡县制作为实现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的地方政权基础。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秦统治者继续通过推广郡县制来加速领土扩张与融合的进程,但从分封制下的王国演变为一统天下的帝国,其变化不仅是土地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更是文化、传统、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巨变,依然沿用秦国战时的思维和传统的制度,忽视了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导致了秦统治基础的削弱,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其次是对秦代国家司法权力格局的探究。在以法治国理念的指导下,秦代统治者分别在中央、郡、县三个层级设置相应的司法机构和官吏,并按行政层级配置司法权力,形成了“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的司法权力格局。其中,中央虽然掌握着国家的最高司法权力,但其司法权力主要表现为对官僚体系的监管和重大案件及地方奏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郡的司法权力主要体现在连接中央与县的职责以及对下辖县谳报案件的处置;而县作为地方司法权力运行的最基础环节,承担着诸多具体的司法工作和职能。第三是秦代地方司法权力运行具体程序的研究和分析。在秦代地方司法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县级司法处于核心地位,并形成了“廷尉—县道都官”的中央直属体系和“郡守—县道都官”的地方体系。同时,秦代司法案件的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范式,即告劾—捕、封、诊—讯狱—鞫—论、议、当以及作为上诉程式的“乞鞫”。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始终强调证据的综合运用,确保司法的公正与公平。但要注意的是,秦代毕竟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草创阶段,司法权力的运行程序还存在诸多漏洞。第四是关于法律术语中所反映的司法权力的运行。秦代一直秉承着“罪行法定主义”的传统,因此,秦代立法者制定了详细繁杂的法律条文以应付社会上层出不穷的犯罪行为。尽管由于秦代是中华法系的草创阶段,立法技术仍显稚嫩,概括抽象能力不足,但各类专门的法律术语的出现,不仅体现了秦律“以赃论罪”“从重处罚”和“罪刑相适”的原则,也反映了秦代立法者对法律制度的认知水平,更是体现了秦代法律体系的建设水平。为后世律法的修订,提供了借鉴。第五是权力制约理念对于秦代司法制度的影响。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随着秦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皇帝为最高权力所有者的一元政治权力结构,并在中央、郡、县三个行政层级构建了由皇帝指挥并服务于皇权的监督制约体系。而且随着具体行政事务分工的不断明晰,秦代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表现出专门化和独立化的特征。但要注意的是,尽管实现了对地方司法权力的制约,较好的完成了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政治任务,但秦代的权力制约仍然受到历史的局限,完全不具备脱离皇权独立运行的能力。最后是对秦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审视。就司法权力运行的实践而言,秦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在以法治国思想指导下,中央通过掌控国家司法权力,树立起中央的绝对权威,牢牢掌握地方行政的主导权。但地方在不违反中央法律的原则下,拥有一定的行政自主权,并非完全听命于中央。简言之,在司法权力运行视角下,中央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地方拥有部分行政自主权,央地关系更多体现了“统”与“治”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