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认为,艺术的潜能已经耗尽,未来出现的任何艺术现象都不再具有历史意义。在他看来,1964年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表明,艺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哲学本质,艺术已经变成艺术哲学。从黑格尔的意义上说,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实际上已经完结。但是,艺术的终结不等于艺术的死亡——在转向哲学以后,艺术迎来了多元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的特点是绝对自由,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艺术终结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艺术的本质如何界定的问题,也就是艺术定义的问题。如果艺术的历史意义果真在于走向对自身哲学本质的认识,而杜尚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也可以被解释为关于艺术本质的反思,那么,丹托说艺术已经终结了,或许有道理。但是,艺术的本质并非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说艺术的目的是认识它自身。我们倒是能够证明艺术的本质是想象和创造。艺术是人类的基本而原始的认识能力,是人类文明的萌芽和进步的动力。如果说艺术终结了,人类进步也就终结了,但这显然不可能。本质意义上的艺术,是人性的基本层面,是非历史的,并非制度性的实践；换言之,艺术并非人类历史的产物,反而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无论黑格尔还是丹托,相信艺术会终结,都是错误的。制度性的艺术,始于18世纪的法国,是在学院与博物馆背景下的现代意义的艺术,是在历史中发生的,也有可能在历史中终结。即便从理论上说制度性的艺术是可能会死亡的,但如果我们说它的死期就在今天,仍然是危言耸听。在现代艺术中出现的疑似哲学化的倾向不能作为艺术已经走向艺术哲学的证据。现代艺术或称前卫艺术是一种为了突破传统艺术形象范式而做的尝试,这种尝试本身是具有价值的,但成果十分有限。丹托断定现代主义的这种尝试把艺术概念耗尽了,艺术发展的可能性或者潜能全都被实现了,因此艺术将走向终结,是站不住脚的。丹托坦承“艺术终结论”的主要思想来自黑格尔。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第一步是艺术,第二步是宗教,第三步是哲学。但是,按照丹托的看法,艺术的发展却走向了艺术哲学,而非一般意义的哲学。因此,丹托严重曲解了黑格尔的思想。丹托炮制“艺术终结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名为前卫艺术的那种怪异的现象。他假定前卫艺术是艺术发展的一个自然的阶段,甚至是黑格尔式的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其实,我们毋宁说那是发生在西方文化中的一种错误现象,是西方艺术家病态的理论化的结果；换言之,那是一种必须被否定的文化错误,而非有待于理论家解释的正常现象。所谓“病态的理论化”,意思是西方艺术家把“本质意义的艺术概念”与“制度意义的艺术概念”混为一谈。任何物件,如果我们以艺术的眼光来看它,它就是一个本质意义的艺术品,但它或许达不到制度意义上的艺术品所要求的深度。西方前卫艺术家以各种怪诞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制度意义的艺术概念”不打算承认的艺术品,但他们的作品倒确实是“本质意义上的艺术品”。本质意义的艺术是制度意义的艺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把这两种意义的艺术概念混为一谈的时候,艺术制度就丧失了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一个东西要成为一个制度意义的艺术品,它就不但必须是艺术品,而且是想象力和创造力高超的艺术品。获得艺术制度认可的许多所谓艺术作品,可能并不展现高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经典艺术品和这些制度艺术品等量齐观,甚至宣称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是一种地道的虚无主义,是对艺术本质的无理否认。在丹托看来,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艺术品承载的意义,艺术品本身的感性外观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此说,恐怕不足为信：所谓的艺术品的感性外观,指的是艺术形象。人的天性喜爱形象胜过概念,感性形象不该也不会被理性概念所取代。另外,艺术品确实不必是美的,丑的艺术品是非常多的；但是,无论美丑,艺术品却必须有深度,必须体现高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艺术的本质就是想象,因此也是创造。正因为如此,艺术品确实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内在的,而非所谓“艺术界”强加的外在意义。丹托认为,波普艺术标志着西方艺术史的宏大叙事的结束；波普艺术不仅对艺术家有解放作用,还对艺术家之外的人具有巨大的解放作用。实际上,波普艺术无非重复甚至抄袭商业文化的表面现象,因此缺少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刚好与“解放”的概念背道而驰。只有想象和创造才导致对现实的超越,而对现实的超越则是“解放”的内在意义。完全缺乏规矩的肆意妄为,恰恰使人堕入低级的冲动之中,何谈解放?一个醉汉可以肆意妄为,但那不是自由,也不是解放,而是被酒精控制了,处于极端不自由的状态中。波普艺术的创作理念和手法很快就变成一种固定的程式,失去了活力,退出了历史舞台。波普艺术并没有承担起丹托寄予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