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大学》注释用功之深,足见他对《大学》的重视,他注释也不仅是为了解释其中义理以展现他的理学思想,而且也是为了给普通人提供一条由凡至圣的阶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其中,“正心”这一工夫环节涉及心,这个范畴在朱熹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朱熹“正心”工夫的深入研究可以同时窥见他的心性论和工夫论宗旨。对于朱熹来说,“正”既是工夫也是工夫的目标。作为工夫,“正”是纠正心的过程;而作为工夫的目标,“正”就是心之发的合理,无过无不及。“心”不仅可以作为工夫的主体具有统摄主宰的能力,也可以作为工夫的内容代表喜怒哀乐之类的情感。作为工夫的主体,“心”是“正”的工夫的实施者;作为工夫的内容,发为不合理的“心”就是被“正”的工夫所纠正的对象。当“正心”这一工夫独立于其它工夫条目时,还可把“正心”内部分成遇事前、遇事中和遇事后,他认为每个阶段的工夫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影响共同组成了“正心”工夫过程。通过遇事前的涵养工夫实现心本然的“寂然不动”;通过遇事时和遇事后的省察工夫实现“心”的“感而遂通”。最后还需通过外在的“效验”验证心是否确实得正。当“正心”这一工夫融入诚意修身等工夫时,朱熹将它看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连接身心工夫的枢纽和由内到外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诚意”是“正心”工夫的条件,而“心正”又可以作为“意诚”的效验;“正心”是“修身”工夫的条件,而“身修”又可以检验心是否得正。另一方面,心内在的工夫涵养由“正心”转化成了外在工夫的指导,影响身的视听言动。此外,将朱熹“正心”工夫与孟子“尽心”、“求放心”、“存心”、“养心”工夫对比研究发现,“正心”工夫可以完全涵摄这四个心之工夫。最后,通过深入研究朱熹对“正心”工夫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发现他对心这一范畴理解上的巨大张力,心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每一个工夫环节之中。因此,从工夫的角度看,朱熹哲学不可不说是一个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心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