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户从事农业经营获取的平均收入远低于在城镇地区从事二三产业活动获取的平均收入,对农户的非农经济活动区位进行研究能够通过调节各项影响要素引导农户返乡就业,有利于间接提高适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可能性,从而保证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此外由于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同的发展现状背景下会出现分化,对农村人口非农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能够为人口迁移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建议。本文以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户个人数据和家庭数据为基础,结合对村委会的访谈,选取咸阳市境内的15个村庄进行调研走访,利用地理探测器和逻辑回归模型探究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人口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所处区位的影响因素,结果如下:(1)咸阳市样本中绝大多数劳动力选择在本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就业城镇级别以地级市、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为主,咸阳市和西安市为咸阳劳动力所占比重最高的两个非农经济活动区域。0~10km内就业的劳动力占34.45%,10~70km的就业距离范围内的劳动力共占51.52%,70~100km的区间内劳动力仅占0.91%,距村庄100km以上的就业地属于外地务工,占样本总量的13.11%。由于城镇地区的生活方式、薪资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较大吸引力,在地级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比重高达51.52%。乡村地区为调研劳动力比重第二高的就业点,劳动力比例为22.41%。陕西为咸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务工区域,占比高达88.57%,其中在咸阳市辖区范围内就业劳动力为59.76%,西安就业劳动力占25.76%,省外就业地方面,广东省占比最高,为2.90%。(2)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力的非农经济活动距离、所处地区、地区级别均存在差异。由第三章对非农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可知,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劳动力在进行非农经济活动区位选择时对各项影响要素的敏感程度不同。距离方面:0.00~0.25分位的样本中,年龄(0.0997)的解释力最强,0.25~0.50分位的样本中,家庭总人口(0.0601)对中低分位收入的劳动力经济活动距离的解释力最强,0.50~0.75分位样本中,年龄(0.0766)的解释力明显高于其他要素,0.75~1.00分位收入劳动力中,村人均GDP(0.1103)的解释力最高;所处地区方面:0.00~0.25分位咸阳市/西安市/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最高的要素分别为人均年收入(-46.954)/是否有村干部(22.189)/人均年收入(20.050),0.25~0.50分位分别为家庭类型(-17.225)/人均经营性用房面积(-62.663)/耐用消费品原值(-227.328),0.50~0.75分位分别为年龄(5.214)/年龄(3.712)/年龄(-8.925),0.75~1.00分位分别为人均经营性用房面积(38.437)/人均年收入(-39.134)/人均年收入(39.540);就业地级别方面:0.00~0.25分位村级/乡镇级/区县级/地级市及以上城镇地区的影响力最高的要素分别为劳动力数量(-7.728)/人均年收入(-12.597)/村人均GDP(-19.796)/人均年收入(33.869),0.25~0.50分位分别为人情往来支出(2.602)/耐用消费品原值(3.433)/村到最近公路距离(0.877)/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1.884),0.50~0.75分位分别为婚姻(4.431)/村庄农业基础设施满意度(-10.465)/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2.576)/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3.983),0.75~1.00分位分别为村庄交通条件满意度(-4.702)/年龄(7.904)/人均实际种植面积(4.307)/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