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之一,国家能力是“回归国家”学派理论的基本分析维度和核心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查尔斯·梯利为代表的学者奠定了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提出和巩固了“战争驱动模型”,解释了统治者们如何通过垄断合法性暴力的手段向被统治者提供安全和保护,来交换被统治者所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国家组织和机构得以产生和扩张,巩固自身所需的体制资源。梯利区分了暴力的“合法性”和“非合法性”,事实上,战争作为小概率事件已不再是影响现代国家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非合法性暴力愈来愈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因此本文的核心命题是探讨非合法性暴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并解释非合性暴力影响国家能力的机制。本文选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6个成员国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非合法性暴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本文将非合法性暴力区分为有组织暴力犯罪和无组织暴力犯罪,研究结果显示,有组织暴力犯罪与国家能力显著负相关,而无组织暴力犯罪与国家能力显著正相关。通过回归分析,本文确定了五个显著影响国家能力的条件变量,分别是有组织犯罪暴力、无组织犯罪暴力、中央政府债务、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为了更好地解释非合法性暴力影响国家能力的具体机制,本文选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以识别出决定国家能力的不同前因条件构型,更好针对案例进行机制分析。最终得到两条高国家能力的路径:路径一表明,当国家处于较低的有组织暴力犯罪风险、较高的债务水平以及较低的失业率时,国家能力呈现较高水平;路径二表明,当国家的无组织暴力犯罪总数较高、债务水平较高但经济增长率仍保持高水平时,依然能保持较高的国家能力,实现财政的有效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