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为3650亿元，2014年达到588019亿元，年均增速15％，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也日趋严峻，201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57∶1、2.47∶1、2.96∶1、2.37∶1，西部地区最高，大多数西部省份城乡收入比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知，越是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产生诸多问题:加重农业和其他产业的不平衡、加重内部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不平衡以及拉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因此，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有必要的。　　本文在梳理了相关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农村金融发展的三大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然后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内容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路线和方法。第二部分对相关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分类。第三部分根据相关理论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三大效应机制:门槛效应、排斥效应和减困效应。第四部分选取我国197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以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作为解释变量的两个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分析和相关政策建议。　　在论文第二部分的理论文献综述上，发现国内外学者在金融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由最初McKinnon和Shaw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论发展到Hellmann、Murdock和Stiglitz提出金融约束理论，即从一味强调金融市场自由化发展到针对不同国家，自由化的推行进度应该有所不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垄断性的金融制度比竞争性的金融制度更加利于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有三种:农业信贷补贴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虽然这三种理论各有缺陷，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不完全市场理论更符合我国国情。在收入分配理论研究方面，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经典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金融发展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一直是相互独立的，1990年后才有学者关注，比较著名的有Greenwood和Jovanovich(1990)构建静态模型指出金融市场存在两个门槛:金融服务准入门槛和运营门槛。Townsend和Ueda(2003)采用一个更加系统化的动态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与之相同，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确满足库兹涅茨曲线。Galor&Zeira(1993)和Banerjee& Newman(1993)构建多部门模型，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不满足库兹涅茨曲线，而是线性关系，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在以上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的第三部分根据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农村金融发展的三大效应假说，并指出三大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1）门槛效应影响路径。在金融抑制的环境中，农村金融信贷严重失衡，信贷资源和金融服务的获取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这种成本即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门槛，农民由于初始财富较少，无法跨越这倒门槛，不能获得高回报率的金融服务，收入水平难以提升。而城市居民因为资本积累较丰富可以轻松跨越金融服务门槛，获取高收益的金融服务，提高收入，从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2)排斥效应影响路径。由于农业生产的弱质性，生产周期较长，依赖自然环境的条件，导致农业的风险系数比较高，导致农民收入不稳定性增加，信用担保物价较少，而金融机构会要求农民贷款提高信用担保物。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营业目的，排斥高风险低收益的农民农业贷款申请，转而将信贷资金投向经济发达的高收入人群，使得农村信贷资源大量外流，农民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加剧，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3)减困效应影响路径。农村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金融会通过两条路径减少贫困:一是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金融中介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和信息揭示的功能得到完善和提升，能有效解决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提高资本积累量和促进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能够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减少贫困;二是金融发展可通过直接向农民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农民将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并将其运用到农业生产中，资金投入会带来生产要素的增加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农产品收入的增加会大于成本投入的增加，农民收入得到提升，贫困得到缓解。随后本文借鉴谈儒勇(2000)对我国金融发展阶段的理论，明确金融抑制是金融发展的前期状态，随后金融发展通过金融约束发展到金融自由化状态。在金融抑制阶段，门槛效应和排斥效应占主导地位，农村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门槛效应和排斥效应的作用逐渐减弱，减困效应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农村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即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满足库兹涅茨效应，二者呈倒“U”型关系。　　在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里，本文在Clarke、Xu和Zou(2002)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为解释变量的模型来验证库兹涅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整体和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但是后者的库兹涅茨效应要明显强于前者;(2)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但是农村金融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呈线性负相关，即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发展会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综合看来，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要略强于东北地区;(3)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其他地区均不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假说的“倒U”型关系，但是农村金融效率并不符合，而是呈正向线性关系。这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然环境因素较差，农业生产规模较小，风险更高，回报率更低，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导致西部地区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严重，信贷供给匮乏，使得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不但没有缓解农民的信贷需求，反而引起信贷资金流失，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针对如何降低门槛效应和排斥效应，更好发挥减困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推广农村普惠金融服务，鼓励小额贷款企业发展;提倡抵押担保方式的多样化，解决农户信用担保单一问题;推行农业保险制度，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正确引导和支持农村非正规金融，实现与正规金融共同发展;实行差异化的货币金融政策，平衡各地区金融发展。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国内很少有学者系统性的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在不同区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首次提出农村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排斥效应和减困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并系统性的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在整体范围和四大区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次，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时，均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然而国务院报告指出，不应该将内地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而应该将东北单独划分。因此本文把东北单独划分为一个地区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国内学者在采用面板模型分析时，选取时间跨度较短，多为短面板数据，而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的验证需要在长期内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1978年到2014年，3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长面板模型，可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在长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验证二者是否满足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