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便利人类生活的同时也为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路径和条件。当前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的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出现日益严峻的趋势。特别是在网络的传播下,每天各类关于校园欺凌、故意伤害、暴力性抢劫、入室盗窃、寻衅滋事等恶性案件的新闻充斥着公众的视线,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不可小视。在深入考量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后可以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低龄化、暴力性、团伙作案等显著特征。2020年12月26号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正案十一》）规定了年满12周岁为最低负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但其适用在条件上增加了诸多限制,即只有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时,并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一程序后才能对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定罪处罚。《修正案十一》关于降低个别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一经公布,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显然立法者是为了回应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而做出的处理。可以肯定的是《修正案十一》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社会关于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日后应当在实践中体现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然而如何在实务中发挥立法的本意,真正在惩罚到那些“熊孩子”的同时又兼顾到对越轨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的目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在《修正案十一》刚刚通过不久的背景下聚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修正案十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还有不足,特别在相关要件的外延和内涵方面未做具体说明,会导致在日后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件的条件适用出现误解和争议。在罪行种类上,此次修法对《刑法》第17条的新规定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具体罪名还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行为?在实体要件的限定上,“特别残忍手段”、“严重残疾”、“情节恶劣”规范解释和具体适用标准应该如何理解界定?以及在程序上“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要件的核准标准和追诉流程如何确定?本文通过对降低刑龄的正当性分析得出此次修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在肯定修法对刑龄做出的新规定的同时指出其法条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具体适用中会出现的争议。最后针对以上问题和不足一一进行规范解释和标准界定,具体以《刑法》体系中其他类似规定作为依据,以及部分借鉴域外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的有效经验。本文希望在《修正案十一》确定的规则基础上,细化司法适用标准,探索一条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