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对于题材的选择及其处理方式耐人寻味:一方面,他总是执着地将一切人物与故事置入一个清晰的、由重大政治事件构成的“历史场景”,通过事件、情节的展开,显示故事本身的“历史意义”,即:历史时刻“在场”;另一方面,他总是让一群困居于庸常生活的“市井细民”(平民)担当这一历史场景的“主角”,展现他们污浊不堪的人生景观,从而揭示“历史”深处的灰暗真相。这种异乎寻常的叙事策略,既造就了叶兆言小说文本独特的题材特征,又标明了小说家试图以市井细民的世俗生活还原历史真相的创作心态。在我看来,如果说对于历史的痴迷确乎标明了叶兆言作为小说家的知识素养与文化品格,那么对于历史与普通人(及其日常人生形式)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才是叶兆言钟情于历史书写的真正原因。这种对于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日常”人生形态的书写,与其说是叶兆言小说的“文本形式”,毋宁说是这位小说家本人所特有的、有着高度自觉性的“文学思维”形式。叶兆言酷爱讲故事,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小说的故事形式具有三大特征:其一、“世俗化”的故事形态;其二、“细节化”的场景刻画;其三、“多元化”的情节结构。叶兆言的小说,每每淡化、甚至放弃故事的情节传达功能,专注于场面、细节的刻画,以凸现人物日常生活的“原生”状态。叶兆言的小说,极为重视场景的刻画,他每每通过场景的刻画补偿对于事件(情节)的不足,这也显示了他小说故事的一贯特征,即:情节粗疏、场面精致。从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广泛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平叙手法,此外,他还尝试运用了西方现代元小说的结构方式。作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小说家,叶兆言始终将笔触瞄准20世纪中国社会底层的寻常“百姓”,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体系,即:以城市中下层平民和知识者为主体的“市民”群像。“活着就好”不但是他们的生命哲学,更是他们的践行准则,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仅仅指向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作为“新潮”作家的同路人,叶兆言对于小说语言的立场似乎远没有马原们激烈,他绕过了盛行一时的“狂欢化”语言风尚,非但如此,他有意从日常口语的“俗白”寻找借鉴,从古典诗文的“典雅”汲取营养,创立了自己的文体风格,即:俗其外、雅其内,俗中见雅、化俗为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