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区域合作浪潮兴起的全球背景,以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内背景下,中国政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切合我国及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需求,无论是对我国对外开放还是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快速发展,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量快速攀升,投资领域逐步扩大。2018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727.69亿美元,当年的投资流量实现178.86亿美元。沿线国家市场广阔,机遇众多,发展空间大,但沿线国家中发达国家的数量比较少,大部分国家属于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金融环境等各不相同,对我国在此区域内进行直接投资的效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本文重点关注沿线国家金融异质性对中国直接投资效率造成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国内研究直接投资效率的相关理论,有助于优化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对于推动互利共赢具有积极效应,促进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良好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本文从规模及特点等方面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并对本文采用的理论模型、选取的研究变量及数据来源等进行说明。然后利用47个沿线国家2007-2017年的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探究了沿线国家金融异质性对我国直接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因素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不同,中国经济体量、沿线国家市场规模、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度等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驱动因素,其中影响最明显的因素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两国之间地理距离对直接投资造成一定阻碍,而且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活动时表现出寻求自然资源和偏好高质量劳动力的特点,获取技术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沿线国家金融异质性对我国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沿线国家金融发展深度、金融系统效率、通货膨胀水平是负向影响直接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金融发展规模、金融资源获取度、金融稳定性和贷款容易程度对提高投资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投资效率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效率整体偏低,但具有稳步上升态势,对各个区域的直接投资效率具有较大差别,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不断调整优化,区域间投资效率差异开始趋于收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几点建议:建立区域性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信息分享平台,加强交流区域内金融形势;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建立海外分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区域性金融合作机制的作用;建设区域货币合作体系,有序地推动货币合作;企业增强自身融资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积极把握利用金融资源;巩固政治联系,发挥政府职能,为我国企业提供支持和保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沿线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制度质量等因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不同,本文以沿线国家金融异质性为出发点,对我国直接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与以东盟、欧盟等国作为研究对象相比,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更加全面。不足之处在于,因为有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异质性数据严重缺失,所以本文选取了 47个沿线国家的数据,而不是商务部网站列出的64个沿线国家。且衡量金融异质性的指标众多,本文仅仅选取了其中的7个指标,对金融异质性的刻画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