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20年代是中国从宪政转向党政的大转折时期，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可以看作这一转折最终完成的标志事件，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挽救共和宪政的最后尝试以失败告终。从宪政形势角度分析，转折完成前的1925年中国处于历史上极好的宪政机遇期。特定场域特定历史阶段的宪政形势至少应该从三个层面来考量，即宪政理念引入与普及的程度、政治顶层对宪政改革妥协的程度、底层公民宪政意识觉醒的程度。直系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段政府以会议协商方式解决时局主张的提出以及民间团体的呼吁，合力促使中国和平统一政治语境的形成，这为1925年中国进行彻底宪政改革提供了基本前提与可能。作为“武力统一”的对立物，善后会议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以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并能得到国内绝大多数地方实力派的赞同，这在派系复杂混乱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实属难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多数国民与政治家通过会议达成妥协、走向宪政的强烈愿望，具有积极的政治内涵。国民党与段政府在善后会议前后的博弈、妥协与决裂最终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已经提示了和平统一政治语境的恶化与社会思想舆论的流向转移。善后会议会员围绕关系政局最为紧要的收束军事、整理财政、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联省自治、临时政府制等展开激烈讨论。从这些提案的内容以及议决过程可看出段政府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平衡各派势力、走向共和宪政的艰难实践。宪政环境的恶化初始于孙、段在善后会议之前的博弈与决裂。孙段决裂表面上看似段政府没有满足国民党“善后会议兼纳人民团体”的要求，但华丽辞藻背后，实则是革命派在与北洋系争夺重建国家权力的博弈中失势的结果。宪政环境不仅受到来自体制外“党治”的挑战，段政府内部微弱的平衡也被不安分的“革命”力量所打破。临时政府在国奉矛盾下已无法保持平衡，宪政环境全面恶化。而始终与宪政环境恶化相伴随的则是国民党利用“党团操纵”的方法通过“学潮运动”把社会思想舆论引向极端。北洋体系在北伐之前自身涣散、濒于崩溃的情形加大了段祺瑞重整北洋政治资源的难度，其自身的政治体制、政治伦理以及政治行为模式的破坏是北洋政府无法有效对抗北伐军并最终完成和平统一中国、进行宪政改革的重要原因。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并未完成角色转变，仍然奉行暴力革命路线，而忽略了国家宪政体制建设，国民党缺乏宪政改革的诚意是宪政机遇丧失的直接原因。今人应该反思革命中的暴力行为，把历史灾难转化为民族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