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经济高速增长铸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奇迹”,也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是资源承载能力逼近极限,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环境污染问题尤为严重。严峻的环境污染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意识到处理环境污染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加大了环境规制的力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区际污染产业的转移。污染产业转移反映出空间维度的环境冲突,环境规制制度异质性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时机、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不同,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力度存在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力度的区域差异性导致污染产业趋向环境规制水平弱的地区转移。因此,在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实施有效治理,避免中西部地区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走上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区际间的污染产业转移是否有规律可循,中国环境规制的非均衡性是否成为转移的驱动机制?现行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能够正确引导污染产业的健康转移?在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下作为一个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怎样完善?本文从环境规制视角,以我国区际污染产业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规制约束下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和空间环境问题,通过系统构建环境政策影响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探讨污染产业转移中环境政策选择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系统回顾产业转移经典理论,分析了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一般机理和动因,进而分析了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特殊的内外在机理。建立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模型深入探讨在区际污染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这个市场失灵行为治理中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对环境规制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根据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政策目的需要,通过适当调整环境规制力度,引导污染产业转移主体在自发博弈策略驱动下达到政府的预期要求,从而有效控制污染产业转移行为给地区以及地区间带来的外部影响。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各省份三废的污染转移系数动态分析各省的三废排放情况,测算各区域污染产业中不同行业的污染产业转移系数,研究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情况,区际间三废排放确实存在明显的转移趋势,转移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我国环境法律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当前我国环境管理手段以命令控制手段为主市场激励为辅,环境规制存在区域差异性。对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规制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污染产业排污行为得到有效控制,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一定差异性,但可以确定中国区际之间的污染产业规模及其减排行为与环境规制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关联性,且与各区域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密切相关。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考虑了污染排放等负产出的情况下,污染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2%。从行业整体来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到了提高,支持了“波特假说。”。实证研究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两种主要环境政策条件下环境污染链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污染产业本身的优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为污染产业转移承接地的“趋利避害”实现环境和经济双重绩效的目标提供建议。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环境规制下区际污染产业转移问题提出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注重多目标下的环境政策优化和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