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一批数量庞大的新业态从业人员,但由于大部分新业态从业人员与用工主体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且用工关系复杂,导致新业态从业人员无法参加工伤保险,工作长期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之下。因而建立覆盖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极其重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是一项包括商业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商业意外险以及社会救助等的多层次保障制度,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中,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没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要参加相应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本文着重研究的是没有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也开始积极探索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尽管取得一定经验,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完善。本文在阅读并研究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后,对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进行了宏观试点分析、微观影响因素分析和国际比较分析。本文首先介绍了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特点、职业风险和面临职业伤害保障困境的原因。职业特点主要表现为灵活自由性强和从属关系降低这两方面,职业风险主要包括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和意外高发且经济保障不足这两方面,面临困境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劳动者工作形式复杂,二是业务层层转包、责任主体模糊,三是相关法律滞后。其次分析各地区的试点情况,并将各地区的试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纳入工伤保险制度模式,包括山东省潍坊市、江苏省南通市等,这种模式可以有效防止制度的碎片化,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衔接,但在工伤认定方面加大了执行难度。第二种是单独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包括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和江西省九江市,其中吴江区的试点还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单独设置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好处是针对性更强、不受工伤保险的限制,但也容易产生基金管理困难、待遇衔接等问题。第三种模式是社会补贴模式,包括江苏省太仓市,这种模式无需缴费,适用于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试点合法性欠缺、参保水平较低和工伤认定执行难度大”是宏观层面上的难点。在宏观试点分析以后进行了微观实证分析,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业态从业人员“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和“是否参加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构,解释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和职业特征两类,实证分析新业态从业人员显示,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与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月收入、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显著性相关,新业态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商业保险与月收入工作场所相关。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中相互衔接,使得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具有社会保险定位为主、商业保险参与的双重性质,因而分析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影响因素也能间接分析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微观层面存在的难点:参保意愿低,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弱和工伤举证责任归属难度大。最后选取德国、日本、马来西亚和荷兰作为样本国家就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进行分析。德国采取行业保障自治,德国的工伤保险联合会有自行修改条例的权利,由工会决定是否能加入工伤保险。日本确立的是工伤保险的特别加入制度,由政府主导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和赔偿范围,新业态从业者经过申请可以加入。马来西亚拥有完备且独立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政府要求强制参保,并在参保范围、缴费基数、保障待遇方面有详细的规定。荷兰采取的是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全体居民的制度。经过分析四国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得出选择适合国情的参保条件、制定灵活的参保缴费方式、积极发挥行业工会的作用和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等启示。结合宏观试点分析和微观影响因素分析所发现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难点,本文在最后提出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一是坚持社会保险定位、引导商业保险积极参与,二是接纳从业者个性化身份特征、满足从业者个性化保障需求,三加强法律支持、重视制度合法性,四是完善筹措机制、合理划分劳动者与平台企业间责任,五是建立职业伤害预警机制、实现“防保结合”,六是因地制宜完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构建四方共担机制,七是由职业伤害保障到伤残保障、实现全民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