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编纂学的角度对南宋时期所编诗歌总集进行研究,共分六章,前三章总论南宋诗歌总集的类型、编纂体例、特征、理论等,后三章为个案研究。第一章《南宋诗歌总集的类型》。在参考前贤分类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南宋诗歌总集自身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通代总集、断代总集、唱和诗总集、题咏诗总集、地方诗总集、单题材诗总集、家族诗总集、教材类总集、诗社总集九种类型,对每一类型总集的编纂动因、体例、特点等进行了简要的论述。第二章《南宋诗歌总集编纂的流变、体例及特征》。南宋诗歌总集的编纂,以理宗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承袭前人为主,也有所新变和拓展。后期达到了全面繁荣,总集数量众多,形态丰富,体例完备。出现了一些诗歌总集的编纂大家,产生了一些质量高、影响大的诗歌总集。编纂体例方面,在沿用以人系诗、分体编次、分类编次等传统体例的同时,将分体与分类相结合、对作家作品进行直接的等次划分、对所选作品进行圈点、评注,体现了编纂体例的新变与创造。编者具有自觉的流派意识、强烈的本朝意识和明确的实用意识,这是南宋诗歌总集编纂有别于前代的主要特征。第三章《南宋人的诗歌总集编纂思想》。南宋人明确认识到,诗歌总集的编纂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作者来说,有利于促进作品的保存和传播。对编者而言,可以通过编纂诗歌总集发表诗学主张、提高诗歌创作水平并伴随着所编总集的流传而留名后世。对读者来说,可以为他们的阅读提供便利,为他们提供欣赏、学习前人诗歌的范本。为了保证编纂质量,南宋人认为,诗歌总集的编纂者本身应该具有较高的诗歌创作水平和鉴赏能力。在选取作品时,编者应以公正的态度对待诗歌史的实际,“人选”结合“诗选”是较为理想的编选原则。编者有权对所选作品进行删节,从而使所编总集更加体现出“删汰繁芜”、“菁华毕出”的性质。第四章以《天台集》为中心讨论南宋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情况。南宋时期的地方诗歌总集今可考知者有二十三部,以集中所录诗歌与该地的关系为标准,大致可分为本土作家类和吟咏本地类两种类型。南宋人认为,地方诗歌总集与地理志在政治教化、宣传本土文化、促进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功能。这是地方诗歌总集编纂在南宋获得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由于功能的相同,南宋时期所编的地理志和地方诗歌总集,有着相互靠拢的趋势。《天台集》是现存第一部地方诗歌总集。诗歌作品要与台州的人、事、地、物等相关,这是该集选诗的根本原则。出于保存地方文献的目的,《天台集》在长达四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选诗标准由严格趋于宽泛。从编次体例来看,全集没有进行统一,大致按照以人系诗的体例进行编次。其中李庚所编的《天台续集》上、中卷,借鉴了地理志的编纂体例,按照由州到县的顺序依次编排,较有特色。《天台集》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文献、确定作品归属、作为他校本进行校勘等方面。第五章以《坡门酬唱集》为中心讨论南宋唱和诗总集的编纂情况。以唱和活动为标准,南宋时期所编三十余部唱和诗总集可分为题咏、游览、诗社、送行、集会、同题唱和等不同的类型。与北宋时期相比,南宋唱和诗总集的编纂有明显的从京城转移到地方的趋势,编纂体例、方式、形态等也有新变和发展。《坡门酬唱集》即是一例。该集选择“二苏”及“苏门六君子”间的次韵唱和诗为编纂对象,与高宗、孝宗两朝持续升温的“崇苏热”、“苏门六君子”称号的凝定及其时次韵唱和之风的盛行紧密相关。从编纂体例上来看,《坡门酬唱集》改变了前此唱和诗总集惯用的“以题系诗”的体例,采取了“以人系题”、“以题系诗”的二级层级结构,在编次各“题”时,以创作时间的先后为序,各“题”中的诗歌则以唱和关系为序进行编排。由于以次韵为选诗的唯一标准,该集并不能反映出“苏门”唱和的全貌,对“苏门”的次韵唱和诗也采摭未尽,编纂体例也有不够统一之处。第六章以《诗林广记》为中心讨论南宋教材类总集的编纂情况。应科举、江湖行谒等的需要,南宋时期出现了明确以教学为目的而编纂的诗歌总集。服务科举、指导初学是本类总集编纂的基本目的,重振诗道则是编者意欲实现的最终目标。教材类诗歌总集一般由具有较高创作成就、地位和影响的诗人进行编纂,所选诗作以近体诗为主。编纂体例方面,以“附选”辅助“正选”、对所选作品进行精心评点等,是教材类诗歌总集最显著的特色,体现了该类总集注重实用的特征。《诗林广记》是蔡正孙为“课儿侄”而编纂的诗歌教材。该集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正选”结合“附选”的诗歌编次体例和选录他人评语以代自评的集评体例。由于《诗林广记》的主要文献来源是诗话总集和类书,加上蔡正孙的有意识改造,造成了录入诗作不完整、作品归属错误、诗评冠名错误、删节合并等方面的问题,改变了文献原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集的文献价值。